深慈若厉（散文）下◎马笑泉

　　1972年，因为地方教育战线上能做点实事的人太少，外公又被重新起用，调隆回九中任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外公被批斗了六年，虽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仍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那是个太没安全感的年代，连官居极品的国家主席都可以被随意打倒，更别说一个从八品小吏了。他只有埋头苦干。而外婆继续在遥远的山村小学带着儿女过着艰苦的生活。她理解外公的苦衷，从没有发过什么怨言。外公得以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1973年，他带领全校师生，把九中从山界乡老屋村的石山上搬迁到天福乡的三八水库旁边。上头看到外公革命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又发了一回慈悲，把外婆调到离九中比较近的紫阳区砚冲小学，后来又调到更近的天福小学。经过了七年的生别，全家人总算能在一起过日子了。曾经年轻美丽的外婆已经人到中年，黑发中掩映着人生的霜雪。

　　197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外公白手起家，创办了五七大学（后来又改为农民中专，现在校舍全部被纳入隆回九中）。1981年下学期，他受命调到隆回一中创办省重点中学。同年外婆调回群贤小学，结束了她漫长的乡村教师生涯。长期过于清苦的生活，过多地损耗了生命元气。站在讲台上，她时常眩晕，经医生诊断，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没奈何，只有在1985年提前退休。退休后并没有清闲下来，而是忙着带外孙和孙女。父母离异后，我被判给父亲。而深陷于赌博的父亲并无能力抚养，又拉不下面子把我让给母亲。经过一番协商后，我便被送到外公外婆家里，实际上是由母亲负担生活费用。从十岁到十五岁，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难掌控、变化最大的时期。外公性格开朗，对我日益明显的青春叛逆还能持有宽容的态度。外婆在我眼中，却成了一个苛刻的法官，对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要严加斥责：从吃过晚饭后总要磨蹭至天黑才肯做作业到在穿衣镜前多站了两分钟；从冬天放学归来进屋时做瑟缩状到走路时喜欢勾着头且横起眼睛看人；从为三岁的表妹出头打了邻家小男孩到在学校里跟人合伙把一个体育特长生打得脸肿得像南瓜；从数学考了三十几分到书包里面夹带没头没尾的武侠小说……外婆的斥责并不能使我乖一点，我照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这让她更加愤怒，斥责声一次比一次急促地响起。在我的记忆中，初中三年几乎没有一天没挨过她的骂。而她对表妹们可和气得多。于是我怨气满怀，有时以不吃饭或出走表示抗议。每次出走，都是小舅骑着单车把我找了回来。读了几本文学书后，我还发出了“寄人篱下”的悠长感叹，让外公听到后哭笑不得。现在想来，说这句话应该自打嘴巴——当时要不是他们收留我，我还真没有好地方可去，只有学高尔基走上流浪之路了。虽然也有可能成为作家，但那得遭受多少苦难呢？

　　1994年，因为学习成绩实在糟糕，母亲决定不顾父亲那边亲戚的反对（他们也就是在这件事上表示一下对我的关注），把我带到邵阳去。考上中专后，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和弟弟一起回来住上一阵。虽然几乎每次回来，我都要跟外婆怄气，但下一次还是照样厚着脸皮来了。每次回来，我都会在天楼的葡萄架下长时间地独坐。屁股下吱呀作响的小竹椅依然是过去的那把。在这里，我看了多少闲书，发了多少回呆，已经数不清了。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这里，我能真切地触摸到最初的少年时光。无论我的回忆是惆怅也好愤懑也好，委实都无法割舍。

　　外婆把我和弟弟寒暑假回来住视做一种定例。有时回来得迟一点，她还会打电话给母亲催问。在我上班之后，就没再惹过她生气了，反而经常得到她的表扬。主要是我闭门读书不爱跟外界来往的做派很对她的胃口，用她的话说，就是不到社会上去“乱和”。文革时期的遭遇让她对外界有种驱之不去的警惕和怀疑，这种警惕和怀疑暗暗传染给了我，让我过早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有意识地和它保持着距离。我天性中有挥霍的因子（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但因为少年时代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她的节俭影响了我，平衡了我挥霍的天性，至少我能够做到不做无谓的浪费。有时我会带一些不穿的旧衣服回来。外婆很欢喜，说我晓得惜物。她把这些旧衣服洗干净，再分送给乡下的亲戚。后来当我打算从旱涝保收的县级人民银行调到报社时，颇受到了一些阻拦。出乎意料的是，外婆晓得后，居然并不反对，说，只要有门正式工作就好。我悟了悟，便明白外婆是担心我完全抛下体制内的工作。看来在她心目中，我还是当初那个任性的少年，现在的一系列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期待，让她非常之满意。我已经正式跳出被挑剔对象的行列了（外公和母亲一直都在这个行列之中）。2004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外婆支援了我一万块钱。那时邵阳最好的小区房价才每平米一千元再搭个零头。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太清楚她的节约了，真正是打着补丁过日子的，连牙刷用到快秃了还不肯换一把。而以她那点微薄的小学教师的退休工资，要攒多久才能攒到一万？我晓得她始终有点愧疚，认为当初应该把我带在身边读完高中才对。其实根本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对于一个辛苦了大半生的老人来说，她有什么义务要继续把孙辈们带大呢？然而在外婆这老一辈人心中，无论她们付出了多少，都永远存有一份对他人、对后辈未尽的心意。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80后”、“90后”们，却总是觉得别人欠我的。要说代沟，这就是最大的代沟。

　　把二表妹带到上小学后，外婆实在应该歇一歇了。外公是个喜欢逛四方的人，很想带她走出偏僻的湘西南，到全国各处看一看。母亲和舅舅们觉得她大半生基本待在家乡，也很希望她能看看外面那个以超速度在变化的世界。然而有一个现实问题让大家都感到为难：外婆连坐在单车后座上都晕车。也就是说，她受不得任何颠簸。唯一能让她适应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要坐火车得去邵阳，而邵阳离隆回有一百多里。如果时光倒退二、三十年，外婆还能拿出走山道的劲头，用两条腿把自己运过去。但现在，她稍微走快了就会气喘，连刚上小学的表妹想摆脱她的追赶都很容易。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只能遵从她的意愿。外婆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出去走一趟，用她的话说，是要看看子女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母亲在邵阳，大舅在长沙，二舅在西安，只有小舅一家长期住在隆回陪在他们身边）。她是个做事细致的人，在动身之前四处打听预防晕车的方法，最后竟被她访得了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秘诀。动身那天，她起得很早，而且坚持不吃早餐。上车前就服了晕车药，落座后立刻闭上眼睛，努力让睡意把自己包裹起来。虽然抵达邵阳后仍感到不适，但至少没有呕吐。即使如此，她还是在母亲家躺了半天，才恢复过来。第一关总算通过了。邵阳市区富有古韵的景点双清公园、东塔公园和水府庙都在城东一带，母亲家在城西的百春园，相隔有五、六里路。这点距离，坐公交车也就是几站路而已。但外婆不能坐公交车，只能走路。她观光的兴趣不大，只是让母亲陪她走到三里外的城南公园看了看，便算作是来邵阳一游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火车站。当时火车南站还没有修建，从百春园走到老火车站，有十五、六里路。外婆是无论如何不肯坐汽车的。那就只有重走长征路了。通过学鹤翔桩把身体练棒的外公提前一天将征途走了一遍，估算好了时间，连沿途休息的点都踩好了。去火车站的那天，先把行李用小车运过去，大家再陪着外婆慢慢地走。走上一阵，她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微微地喘着气，面容平静，什么都没说。但我想，她应该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山道上独自跋涉数十里乃至上百里的情景。那时她是孤单的，前路坎坷，但是能走。现在有亲人们陪着，前路平坦，却快走不动了。在与时光顽强地抗争了数十年后，她终究又开始回归到了最初的柔弱。

　　坐火车到了长沙后，大舅先让单位司机开车把外公连同行李送到住处，自己陪着外婆走了两个多小时。好在当时他住在南门口，而不是更遥远的高桥。长沙的好景点多半在河西。考虑到湘江大桥上狭长的人行道同时还是非机动车道，大舅没敢带着外婆到河西去。所以她只是在湘江边上散步时看看江中的橘子洲头和江对面的岳麓山，便算是浏览了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后，她也就是上离二舅住处不远的老城墙走了走，连大雁塔都没去，更别说华清池和兵马俑了。她是真正实践了自己所说的：看看子女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多月后，外婆回到了隆回。我们都明白，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虽然外公很想再出去走走，但怕外婆孤单，只有在家里陪着她。两人以练习门球和在天台上种菜来打发清寂的时光。他们住的楼房是外公退居二线后，由外公和舅舅们凑钱修的。虽然有三层，但前后都有楼房，采光度不好。尤其是两位老人住的一楼，正午都仿佛黄昏。外婆又舍不得在白天开灯，所以长时间生活在半明半暗之间。这楼房还有个特性，就是冬天极冷。要给他们装空调，一听说开一小时起码耗一度电，外婆吓得连连摇头加摆手，似乎装的是定时炸弹。2007年，小舅调往邵阳任市中国银行副行长。大家都希望外公外婆搬到邵阳来。外公思想开通，对于搬迁一事，是无可无不可。外婆却不肯挪窝，说是在隆回生活了几十年，熟人多，到邵阳去，连个打门球的地方都不好找。外公便只有依着外婆的意思。已经去北京当职业画家的大舅想着把两位老人留在隆回实在不放心，便用卖画的钱在邵阳买了套四室两厅的房子。母亲受托将它装修好后，小舅便把外公接过来看。这套房子在一楼，采光度好；屋后有一小块地可供种花种菜；地理位置也是绝佳，跟小舅家在同一个小区，离我住的小区只有三百米，离母亲住的单位宿舍只有五百米；至于家具、家电，都配全了，且都是高档货，只等着两位老人前来享用。外公动了心，回去后跟外婆一说，外婆还是不同意。在她看来，目前的居住条件比当年住庵堂、祠堂要好上百倍，她是很知足了。大家只有轮番劝说，我也加入了这支劝说马拉松队伍。2008年，外婆终于转了念头。动身的时候，她还想把陪伴她多年的旧家当全搬到邵阳来。我们告诉她，新屋里样样齐全，已经摆不下其它家具，她只要带些衣服过来就可以了。外婆默然良久，最后只有恋恋不舍地跟那些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桌子、板凳、三门柜和沙发告别。

　　外婆实在不是享福的命。才住进新居几天，就发生脑中风，右边身体瘫痪，说话不出。幸好抢救及时，几天后又恢复过来。然而肺部却发现有问题。所谓的专家拿着片子说有阴影，但又做不出确诊。想送去长沙的大医院诊断，但外婆已经虚弱得像张薄纸，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在邵阳所谓最好的医院住了个把月，便接回家中调养。大家都期待上天怜悯她一世操劳，能够痊愈，多享几天福。外婆每天都要服药，隔几天就要吊水，一个人慢慢地变得干枯。所幸精神还好，走路也不成问题。刚毅的外壳被病痛消磨殆尽，她开始变得像个小孩子那样软弱。母亲如果有一天没有过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母亲每次服侍完她要回家时，她会叫着母亲的小名，要她再多坐一会。我女儿茜茜出世后，外婆说，要是我身体好一点，每天还可以帮着带一下，语气中透着些不甘心——她已把操劳看成了天职，现在无法劳作，便觉得没有尽职，心里不自在。茜茜长得像个洋娃娃，甚得外婆喜欢。她对母亲说，我蛮喜欢茜茜，你要多带她过来。这种直接的温情表露，在外婆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她习惯了把对亲人的爱隐藏在终日的操劳和严厉的管教中。而就在她开始把自己柔软的内核呈露出来时，却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跟她早已逝去的阿姨和姐姐一样，外婆没有逃脱家族基因遗传的天罗——她得的是肺癌，而且到了晚期。再次住院的时候，我带茜茜去看她。那时她正忍受着极大痛苦，头脑却仍清醒。她以虚弱的声音连喊了两声宝宝，又盯着茜茜看了一会，然后说医院里病气重，要我快带茜茜走。这就是外婆的风格。哪怕到了生命尽头，她还是事事为亲人着想，并为此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她完全可以抱着亲人痛哭，把一生所受的委屈，把对死亡的恐惧都宣泄出来。但她没有，仍然镇静、隐忍。她表达爱的最后方式，就是交代母亲，把自己大半生积攒下的十三万元钱平均分给子女。

　　2010年4月29日上午11点，外婆逝世于邵阳市中心医院，终年七十八岁。

　　初六上午，一大家人前往市郊雨溪桥公墓祭拜外婆。那天晴暖不似冬日，大舅一家三口却都穿了厚厚的羽绒服。他们是特意穿的。原因是外婆生前总是埋怨大舅画画赚了那么多钱，怎么每次总是穿得单瘪瘪的回来。她不太明白艺术家的穿着习惯，也不相信那些看似轻薄的衣服有着良好的保暖功能，只是执拗地关注着儿子儿媳和孙女是否穿得厚实。她大半生都是在为这些实在的细节而操心，并固守和捍卫着从艰难岁月中得来的经验。如今她终于可以不必操心，获得了终极的安宁。在她墓前摆好供品，点燃香，烧了纸钱。晚辈们又轮流跪拜，祈愿她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好。另一个世界是公平的，简单、干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外婆在那里必然得到善待。因为她一生克己、敬业、勤劳、俭朴、憎恶懒惰和腐败。这些德行，在任何世界都是值得尊重的。

　　来源：隆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