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慈若厉（散文）上◎马笑泉

　　除夕那天，依照多年的惯例，母亲和三位舅舅都率领着一小家人，齐聚外公家吃团圆饭。一大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不待斟酒，气氛便已和暖。只是今年的餐桌边，少了外婆清瘦的面容。谁都不提这件事，大家都秉承传统，在年尾用笑语和祝福来冲淡一年所承受的辛苦和伤痛。但在间歇性的沉默中，我仍无法避开这样一种悲凉的感触：亲人离世，就意味着她再也不会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了。她去了一个凡间任何交通工具都无法抵达的地方，无论我们多么想把她接回来，她多么想回来，都做不到了。

　　民国二十一年农历三月十八日（1932年4月27日），外婆出生于新邵巨口铺栗坪一个没落地主家庭。这种出生背景注定是两头遭罪：建国前未能享受地主家小姐锦衣玉食的生活，建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要为此空名而饱受政治歧视。外婆一岁多的时候，曾外祖父就因吸鸦片烟死去。曾外叔祖们想谋夺本来就不多的田产。曾外祖母被逼得无法，只好抛头露面去打官司。出门的时候，外婆拉住她的衣角不肯放。曾外祖母一脚把她踢倒，然后头也不回地上轿走了。官司一打就是六年，终于还是赢了。而曾外祖母的这一脚也烙在了外婆心上，后来她跟儿女们多次说起此事，语气中饱含复杂的感慨。当时由于经济窘迫，外婆和长工家的女孩们一样，从小就要学习绩麻、纺纱、绣花、勒袜子底和做鞋。这全套女红工夫在中国南方农村传承了千年，到了外婆这一代，应该是大面积传承的最后一代了。到了母亲这一代，便是不会的属于正常现象，会的倒成稀罕人物了。我小学和初中时冬天穿的棉鞋全是外婆坐在门口，戴着个铜制顶针，用已被时光浸泡得黑黄的木夹板紧紧夹着鞋底，借着天光（她舍不得开电灯）一锥一线纳出来的。到了2008年冬天，我女儿出世，还能享用外婆缝制的小棉内衣和小棉内裤。一年半后，外婆去世，家里就没人能做这些东西了。随着她们这批人的相继离去，一个纯粹的手工年代将最后彻底地消失。那些在各个旅游景点开设手工作坊的年轻一代，只不过是对祖辈们的劳动进行徒然的缅怀和模仿而已——手工制品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了点缀性的商品，那么，它就先已在精神上死亡。而那些令人惊叹的技艺，都是在漫长的日常操劳中累积起来的，决非匆促培训一两个月就能领会的。没有日常性做保证，技艺中最精微的部分势将消亡，只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外壳。当年外婆在寂寥的青砖宅院中埋头制作女红时，当然无法预见她所潜心操练的技艺大部分在一个甲子之内就将成为绝响，如同她无法预见自己日后的命运。

　　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大概是地主家庭带给外婆的最大恩惠。在建国初期，初中生比今天的本科生更容易找到工作。1950年，十八岁的外婆来到隆回岩口小学担任教师。在三十五年的教师生涯中，她在一所又一所小学之间频繁地调动。退休后一总结，竟然在十六所小学教过书。这些小学大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鸟树下完小，千古坳完小，桐木桥完小，荷香桥小学，新田小学，竹叶小学，砚冲小学，等等。这些地方后来我多半去过，除了在县城里的群贤小学外，其它都是群山环绕的乡间小学。我去的时候起码是通了毛马路，能够坐在中巴车上一路颠簸而行。在外婆那个年代，很多地方是没有通车的，只能肩挑手提一路步行。累得腰酸背痛不说，还要担惊受怕，因为四周山深林密，人烟稀少。解放初期，湘西南一带，非但土匪尚未绝迹，而且连野生华南虎们都还在世，更别说豹子、野猪和狼这些适应性更强的猛兽了。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漂亮女教师，提着背着大堆家当，独自走在荒凉的山区，这样的场景，如果是出现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那当然会显得很有诗意，如果是出现在现实中，只能让人觉得有几分残酷。好在外婆的孤独不久就结束了。第二年，她调到隆回县立五小（即今天的滩头完小），遇到在那里工作的外公。两人是那个年代的帅哥靓女，又有相似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外公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可谓一见钟情，半年时间就定下终身。只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要服从革命的需要。1951年下学期，县教育局一声令下，颇具干才的外公调县立二小（即今天的六都寨完小）当校长。1952年元月，外婆翻山越岭，从滩头步行近百里来到六都寨，于19日在区政府与外公领了结婚证。在2011年的开端，我看到五十九年前的那位青年女教师，在冷得呵口气就能结成冰的冬天清晨出发，在由青石和红土构成的似乎永无尽头的山路上穿行，惊叹着是什么给了她如此的勇气和激情？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两个字：爱情。那时外公虽然当了校长，却是一贫如洗，连结婚那天用的蚊帐都是找同事借的。但他们无疑是快乐而满足的。清贫的年代，纯粹的爱情。写到这里，我开始有些理解老谋子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山楂树之恋》虽然拍得过于唯美，但那个年代的爱情相较于今天，确实简单许多，纯净许多。在这一点上，老谋子是对的。而正如老谋子所拍，那个年代的恋人虽然所求甚少，却注定要承受今天80后、90后小恋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压力。虽然不一定要以死亡作为结局，但生之艰难却无法逃避。原因无它：单纯的爱情碰上了复杂的政治，还有创业年代的艰苦条件。

　　1952年上学期，组织上照顾夫妻关系，外婆调到六都寨鸟树下完小。刚免去两地奔波之苦，外公却突然病倒。他左腋和胸前生了两个大毒瘤，最严重时一天要流脓一大茶杯。疼痛让他无法工作，不得不停职到鸟树下完小养病。当时还没有实行公费医疗，停职期间又无工资发，真可谓贫病交加。乡间普遍认为这种病难以治好，有的人劝外婆趁着年轻，还没生小孩，早做打算。外婆不为所动，除尽心服侍外公之外，还四处访医。老天爷被她的苦心所感动，让她访到了僻居于司门前赵家垅一位姓赵的中医。他有家传秘方，善治无名肿毒。但那种药得用新鲜草药现配，无法长时间储存。外婆有时星期天清早出发，步行到四十多里外的赵家垅拿药，晚上回来后还要强忍疲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外公洗净伤口，贴上膏药。经过大半年的调养，外公的病竟然初步痊愈了，连赵大夫也认为是个奇迹。此后两年倒也顺遂。1954年鸟树下完小搬迁到千古坳，母亲在这里出生。不久外公被调进城里，任县教师联合会主任。1956年调桃花坪完小（即今天的东方红小学），担任校长和支部书记。组织上为让他尽心干革命，把外婆调进了城里的群贤完小。那时的干部，从上到下都有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劲头，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能为革命建设做贡献。1956年学校放寒假，外公却没有寒假放，被调到六都寨修马路。就在他以大队长的身份带领千部下奋战在北风呼啸之中时，数十里外有个婴儿发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声啼哭——那是我大舅出世了。因为是寒假，没有女教师做伴，也没有接生员在场，而且还是倒胎。在那时候，我想外婆肯定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无助和恐慌。她终究是捱了过来，只是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她作为女人的柔弱开始被剔除，慢慢形成一种刚强，甚至有些冷峻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打击中淬火，定形，成为她抗击艰难岁月的利器。

　　就在这年寒假，外公被定为“内部肃反对象”，挨了一番批斗后，又被“流放”到偏僻的桐木桥完小。在那个年代，背上了政治罪名，就意味着前途全毁。外公本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未料横遭冤屈，难免心灰意冷，甚至冒出了想自杀的念头。外婆也受到株连（看来这种连坐法古今通用），从城里调回乡下。她没有丝毫怨言，带着儿女陪伴着外公，让他重新萌发生之勇气。熬了大半年，组织上终于调查清楚了：外公的历史情况与入党前交代的完全一样（小地主家庭出身，1949年10月，高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青年军政干部学校。一年后因病复员，回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于是“内部肃反对象”的帽子被摘掉。1957年下学期，外公又调回城里，官复原职。外婆则被安排去新化师范学习，算是对她遭受株连的补偿。一切似乎又走上了正轨。那时谁也料不到，走上正轨只是暂时现象，“脱轨”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而成为了中国的常态。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时任隆回五中校长的外公作为基层当权派兼“地主”，无可避免地被打成“走资派”。外婆又一次受到株连，先是被从荷香桥小学调到新田小学（这里面还含有挟私报复的成分——外婆曾向当时荷香桥小学的校长廖XX提过意见，廖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又被调到条件更差的竹叶小学，再后来又相继调到曾家坳回龙小学、滩头区里山小学。这些学校的校舍不是祠堂就是庵堂，阴气极重。一到晚上，更显得清冷阴森。外婆带着幼小的儿女睡在这种古老的建筑里（竹叶小学所在的祠堂连门都没有），总会听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声响，内心的惊恐可想而知。而外公正在百里外的地方“靠边站”，无法给予她安慰和保护。外婆只有把惊恐强行压在心头，在脸上呈现出镇定和坚强，以使依偎在她怀里的儿女们安心。白天教完书后，她带着儿女们上山砍柴。星期天又带着他们走上十几里山路，到镇里买米买菜。母亲能够辨识许多种树木和蘑菇，就是在这时学会的。不过她的乡村记忆痛苦大于快乐——走在外面，随时会遭到“地主崽崽”之类的辱骂；待在校舍，总担心冷不防从什么地方蹿出一条蛇来（古老的祠堂和庵堂都是蛇爱盘桓的地方）；而最令她记忆深刻的，就是外婆不能容忍她表现出一点女儿家的娇弱。一旦她想撒点娇，立刻就会遭到严厉的呵斥。几十年后，母亲回忆起这一点，仍然无法掩饰地表现出伤心和失落。我也曾为此而愤愤不平（我跟着外婆生活了六、七年，对她的这种性格深有体会）。但现在想来，外婆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性格渐渐地就变得跟压力一样坚硬。这种被对象同化的现象，应该是心理学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吧。<未完待续>

　　来源：《望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