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读了熟人赠送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一个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们的生活情形。作为一部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小说具有一定可读性和较强审美价值，所表现的地域广，描写细致，技法多样，作者的观察能力和语言驾驭能力都不错。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一般作者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读罢小说，我总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总觉得它跟应有的样子之间有些距离。小说从头至尾描写的就是农民工们的劳累、焦虑、痛苦，是他们的疾病、贫穷、无奈，是他们长年的心境寂寞、精神空虚、郁郁寡欢，尤其是性爱方面的压抑、饥渴、混乱。小说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农民工们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在自己不愿呆的建筑工地呆下去，这里没有阳光，没有花香，没有快乐和温暖——一句话，他们生活中没有任何希望。小说让人几乎窒息。这部作品，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关于作品的真实性；是的，它就是缺乏真实性。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都是生动的，是具有感染力的，但整体上不能反映时代特征，不能表现社会风貌，不能显示出二十一世纪处于巨变中的中国应有的生气和活力，它和人们所置身于期间、所体验感受到的一切是不一样的。

　　真实性对文学作品来说，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是不为过的。有句话说得好，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必须是切实可靠的。唯其真实，才具有感人的魅力，把读者带到所描绘的图景中去，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和所描绘的形象直接接触，引起思想情感上的交流；唯其真实，才会使人信服，引导读者打开生活的视野，丰富对生活的认识，帮助人们认识生活中的道理。不管是抒情性作品，还是叙事性作品，一旦偏离了真实的轨道，就难以产生打动人的力量，更不能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歌德曾说：“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歌德谈话录》）正因为现实性强，感情真挚，所以歌德的诗歌始终受到人们的好评和喜爱。契可夫也讲过：“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论文学》）也正因为始终“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写生活”，所以契可夫的小说也得到了高度称赞，人们把他和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任何一部传世的作品，都是把真实性放在首位的。

　　当然，文学艺术的真实，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的真实。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机械的，不是镜子似的，不可能把生活中的一切一览无余都显示出来。艺术是对生活的表现，而不是再现。这种表现，必须经过作者的心灵取舍，作者对生活中所摄取的事物必须进行选择、概括、集中、加工、提炼，必须按照思想情感倾向的需要来决定，亦即要按照某种审美标准、按照美的规律加以创造。我国宋代苏轼写过《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里面有几句讲得很有意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他告诉人们，绘画也好，赋诗也好，笔底写画的东西和眼前见到的事物是有区别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二者完全一致，以形似论画，以形似论诗，那见解和儿童就差不多了。所以，艺术的真实是具有特殊性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所谓“典型化”，包括情感的典型化，人物个性的典型化，还有环境的典型化。

　　正因为文学作品的真实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因此它对生活的描写就是具有选择性的。古希腊大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述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讲的“诗人”就是后人讲的作家或文学艺术家。他把“诗人”和“历史家”职责的不同明明白白予以了区别。“诗人”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所谓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亦即符合因果规律的事；因为符合因果规律，那么这种事情就带有普遍性，其发生也就是合情合理的。

　　文学艺术既然要描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其真实性和生活本身就并不是等同的。有些作品所写的内容，在生活中并不存在、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因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即具有本质的真实性，所以显得极其真实，令人信服。如《西游记》讲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讲他一路战胜各种妖魔鬼怪的故事，这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因妖魔鬼怪们兴风作浪、为非作歹的情况和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相切合，孙悟空机智勇敢、一往无前的劲头和劳动人民的精神相一致，所以小说从问世起就引得读者津津乐道。卡夫卡的《变形记》讲了一个十分荒诞的故事：格里高尔因不堪生活的压迫，竟患病变成了臭虫，并很快在家人们的厌恶和冷眼中死去。人变虫，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联想到二战后西方“上帝死了”的现实、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和关心的家庭关系等来看，荒诞的情节所表现的人们的心理却是极为真实的，它恰好反映了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正如有人所评论的，这部小说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家庭成员对患病的格里高尔的厌烦和埋怨、对他消失后感到高兴的心理是真实的。由于这些原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今天，世界各国读者无不认为《变形记》是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和上面所举例子相反，有的文学作品尽管思想内容不错，情节不错，人物不错，细节不错，写作手法也算得上高超，但因不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或者和社会发展大趋势之间尚有距离，以至仍不能说是好作品。像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就是这样一部小说。1887年4月，中篇小说《城市姑娘》发表，小说描写的是年轻的缝纫女工耐丽被资产阶级绅士阿瑟•格兰特诱骗后又被遗弃的故事。恩格斯读过小说后，于1888年4月初给玛•哈克奈斯写了一封信，即《致•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463页）。信中，他谈了自己对《城市姑娘》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作品的优点：“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接下来，又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严重不足：“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自助的努力。”恩格斯肯定了玛•哈克奈斯小说所表现的对工人阶级、对被侮辱者被压迫者的同情，但批评了她只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把工人群众写得逆来顺受、不自觉，他们自己不能解放自己，因为这在当时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欧洲来说，是不典型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所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乃是小说真实性的关键。

　　今天，我国社会日益开放，小说的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表现技巧日趋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和描写，甚至着重反映问题、揭露阴暗面，只要出发点正确，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小说创作来讲，仍然要反映生活的普遍性，要重视典型性，要讲求真实性。放眼全中国，城市也好，乡村也好，社会主流无疑是发展、是进步，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幸福快乐，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昂扬振奋、进取图强，处处呈现出伟大民族在复兴进程中所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气和无穷活力。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虽然也有迷惘，也有失败、痛苦，但更有梦想，更有成功、喜悦，人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你追我赶，发光发热，为时代的壮阔潮流助威助力。东南西北，在各种建设工地，确有千千万万农民工在奔波劳碌、流汗出力，其中固然不乏厕身其间勉为其力者，甚至不乏流泪者、流血者，但绝大多数人会因能为时代大厦添砖加瓦而骄傲豪迈，为自己赶上了好时光而欢笑歌唱。我认为我那位熟人送给我的小说有不足、有欠缺，原因就在这里。我以为，我们当今的小说也好，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好，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变形的，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固然不需像过去某个特殊时期一样只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仍应表现社会生活的主流，表现历史的真实，即使难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要使形象和事件具有一定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