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建社伊始，第一位社长冯雪峰在筹建时，他的重要工作是物色人才。解放初期，人才奇缺，处处要人。一次，许觉民去文化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人才冻结，任何单位不得从外张罗和物色人才。冯雪峰听了，马上去了文化部，与周扬理论。周扬不得不为人文社开了一个口子:人文社不受此限。从此，冯雪峰的手伸得很长，只要他相中的人才，凭他在政界、军界、文艺界的影响，毫无阻碍地将他想要用的人才，都调到了自己的摩下。舒芜原是广西正拟重用的人才，从准地方大员调来人文社当一名普通编辑，并且心甘情愿。

我来人文社时，舒芜已被打入另册，但还留在社里在整理古籍，与我们这些号称“革命群众”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但关于他们这批以聂绀弩为首的才子们的传闻，却不绝于耳。如说他们如何以诗词唱和、调侃当局:《文艺报》事件冯雪峰挨批，上面拟调巴人来社主持工作，他们如何写黑板报表示抗议，以致惊动了文化部高层，特派工作组前来整风等等。当时二编室(即后来的古编室)头号才子聂绀弩是主管二编室的副总编辑兼主任，倚重的主力是老报人张友鸾、舒芜和专擅古诗词的陈迩冬等。而张、舒则被称为聂的左丞右相。

我与舒芜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是一九七六年初春，其时，我已第二次下放文化部石家庄干校，临时回人文社办事。当时行政部门认为我已不是人文社的人了，不给我安排住宿。时任人事科长、李季的夫人李小为就叫我住在她的办公室，将她的办公桌当作我的床铺，好说歹说叫行政科送来了铺盖卷。李小为觉得行政科待我不公平，当着他们的面说，“将来人文社的天下，就是陈xx等人的天下……”

我寄住在人事科办公室，闲来无事，就在二楼各办公室串来串去。当时，社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都在二楼，他们正在清理“文革”中的各种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以及抄家时抄来的文字材料。在党委办公室见到了舒芜的一大批材料。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阅读《鲁迅全集》的读书笔记和马恩列斯毛著作的读书笔记。这笔记记得很恭谨，既有寻章摘句的重点，也有读书心得。而《鲁迅全集》他通读过两遍，两遍都有笔记。我是专攻现代文学的，《鲁迅全集》也只通读过一篇，虽也写过读书笔记，但远不如舒芜的恭谨、详尽，自愧弗如。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个已打入另册的人，另眼相看了!正在这时，广西来人要舒芜写材料，李小为临时抓差要我接待，我看着舒芜写，他一挥而就，一口气写下了四五页纸，文不加点，没有任何一个字的改动，真可说是倚马可待。凡搞古典文学的人，写起白话来，总有一种文白夹杂的酸腐味，而舒芜写的白话文，却十分自然流畅，这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从此，我在“人文”中又发现了一个才子，以后逢人就说他的才气。

一九六九年秋，人文社“全锅端”，端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们都成了“天涯沦落人”，而他，竟成了我的部属。其时，我被封为第十四连某个班的副班长，职责是管劳动，也叫劳动改造。但我历来对劳动改造思想的神话，不怎么恭维。当我读大学时以“中右分子”去劳动改造时，有一左派说我“劳动虽好，但不结合思想改造”，我即回敬说:“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怎能知道我劳动没结合思想改造呢!”所以我管劳动，只管劳动任务的分配及劳动成果的检查，即不要把禾苗当稗子拔掉就行。当时班里需要重点劳动改造的对象是韦君宜、舒芜、周绍良，加上后来被揪出的“五一六分子”孙昌雯。这些需要重点改造的对象，在我看来，表现都很不错，韦君宜即使叫她拔草，也总是累得汗流浃背，我担心她身体虚弱，总要她休息，但她总是与大家同起坐，不领情额外照顾。舒芜虽然不胖，我总觉得他长的是一身赘肉，脸上也似乎有点浮肿，特别是走起路来，总把握不住重心。另一位走路困难的是周绍良，他有一条腿似乎有点瘸，我特别担心他们会摔跤，少不了总得提醒他们。千校这地方，一下雨地上就像抹了一层油，滑得像溜冰场一样。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一手端饭碗，一手端菜碗，被摔了，可是两手端的饭菜一点汤都没摔掉，被大家视为神迹，广为流传，不少人来向我取经。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跟我学。叫他们雨天走路时，最好拄一根木棍。

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正班长，叫钟尧熙，她原是人文社财务科的普通工作人员，中共党员，政治思想比我强，但“革命性”与我一样，属于随大流的一类。加之舒芜等人已是“死老虎”，我们没有对他们开过一次批斗会，“生活会”也没有挨过批。

当时政治批判的靶子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所以班里的孙昌雯就在劫难逃了。孙系原人文社校对员，再普通不过的一位老百姓，她怎么成为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当时我与钟尧熙搞不清楚，事隔多年，也没搞清楚，最终不得不一风吹了，说是子虚乌有。孙当时已患癌症，起坐都感困难。一次在批斗她的会上，军代表对她搞“喷气式”，我看不下去，念了一句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军代表反驳我道:“她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就得低头认罪!"我懒得与他理论，“啪”的一声关上房门，以上厕所的名义开溜了。

自此之后，舒芜在工余时，总愿跟我聊聊天，天南海北，不涉及政治，但有时无意间也涉及他的身世。我原以为他是桐城派的后裔，出身书香门第，其儿童时代、少年时代，肯定会是养尊处优的，但没想到，他的这个时代，也有不少辛酸苦辣。至于他高中未毕业就当高中语文教员，不久又当大学教员，二十岁时就写有轰动文化界的《论主观》，这些“当年勇”他未透露过半句。一次，他也许怕我中毒，与他没划清界限，忽然冒出一句:“我是个五毒俱全的人。"我问何谓“五毒”，他说:“一是叛徒，二是胡风分子，三是右派分子，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在“文革”中曾有段时期被“重用”过，在“专案”组待过，他的情况，也即“问题”多少听说过一点:他似乎只有一顶“帽子”，即“右派分子”。所谓的“叛徒”，是他在读高中时，曾参加过中共。后来叛徒把他供出来了，他不得不承认。而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有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他的“叛徒”未被追究。但他到底是个打入另册的人。我没有接他的话茬，漫应之说:“总不至于十恶不赦吧”。

我在这班待了没多久，先是被派往四川、江西、安徽去调查方殷、刘岚山、杨立平的“问题”，继是驻任湖里的工棚中在放鸭子，编制属

于后勒排了。再后又任生产组副组长，与该班脱离了关系。

一九七一年初夏，原人文社为了恢复部分出版业务，从干校先行调回了第一批约二十人，我在其中。舒芜回来得较晚，可能是一九七三年吧。他回来后，在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一九七八年出版社对一些新来的大学生进行补课进修，舒芜在这个进修班中，主管中国古典文学教学。

他回社后，我曾去他崇文门外的豆谷胡同家拜访过一次。这个家像个窝棚，白天也得开灯，楼上很矮，几乎伸不直腰。

他的住房条件实在太差，有一次他来到红星胡同看房子，看的是原军代表头头、出版社第一把手的住房，是三间房的单元房，新盖没多久的楼房，算是当时出版社的豪宅了。我一家五口住在它的下边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里，下面相应的单元住了陶庆军、孟庆锡和我们三家。可见当时社领导严文井、韦君宜对他的重视和重用。所以他来看房时，显得特别高兴，并向我说，我们将成为邻居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另调中国社科院去主管该院的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去了，原拟分配他的那套单元房住来一位也是刚调来的编辑部主任，韦君宜属意物色来的她的接班人。事后得知，舒芜是为此生气而它调外单位的。为此，群众中也有议论，觉得韦君宜老太太失察了:放走了人才。后来韦老太太曾对我说过，她重用这人:“是我瞎了眼”，可能也与她放走舒芜的事有关。

舒芜去主管的《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主管社科院的胡乔木，曾将它定性为“龙门刊物”，凡在它上面刊发的文章，必须够教授、研究员的水平，谁能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算“登龙门”了。可见主审其稿件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一九八一年是鲁迅百年诞辰，中国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来纪念。为了准备这次学术讨论会，早一年前，鲁研界就调集一批专家写文章，名家还“隔离”起来，配备秘书，住进了高级宾馆，专事论文的写作。迨到一九八一年夏天，参加会议的人员也确定下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当时号称北京的“中鲁”(“东鲁”是社科院的鲁迅研究室，“西鲁”即鲁迅博物馆)，居然没有一人有参加会议的资格，而孙用、杨霁云由于是鲁迅生前的朋友，倒是被邀请了。但不是以“鲁编室”的名义被邀请的。为此鲁编室的同仁们像炸开了锅。在他们看来，鲁编室鏖战多年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理应是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的重礼。有人去这一大会的筹备组兴师问罪，得到的答复是“鲁编室没有学术论文”。的确，鲁编室其时正忙于编注《鲁迅全集》，没有任何人去写论文。

这事招致了鲁编室同仁的不满，外调来的“大喇叭”包子衍放起了炮来:“人家把我们看扁了，他们无非是要篇论文做入门券吧。我们这里的人不仅能编书，也能写书，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的写手很多。”他历举了一大批人，最后死死盯住我，要我去写。当时我也有点斗气，跃跃欲试，但我已被韦君宜调至这个纪念

会的宣传组。这组的组长是全国作协的秘书长李庚，她是副组长，属她直接领导。于是向她请假，她不容商量地予以拒绝。我只能用咖啡提神开了一礼拜的夜车去赶写这篇论文。正在写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来了两个编辑向我约稿。我不敢去攀龙门，婉言谢绝，并向他们列举了一大批鲁研界的顶级专家，如唐弢、王瑶、严家炎等，请向他们约稿。来者说，这批顶级专家的文章，编辑部早就看过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让主审满意的。来人指着我说:“你是王瑶先生推荐的，是他，叫我们来向你约稿……你就试试吧。写了让我们领导看看，也请北京专家看看。”我听了“试试”两字，不由得又犯牛脾气了，问来者说，“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但我既已骑在马上，只能策马前奔，没有退路了。没过几天，我的文章已草就。由于是“试试”，我没有再花工夫去修改，就将草稿寄给编辑部了，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后再改。很快，他们将打印稿寄来，并寄给其他专家去征求意见。其时，我由于连轴转，一个礼拜没睡过觉，加之不断喝咖啡，胃病又犯了，生下的孩子是泼出去的水，懒得也无力再去管它了。可是没过几天，编辑部来申告知，这文章，领导决定采用了。我问编辑部有改动否，答曰一字未改，并说，你这近四万字的文章，一次登完，这是破例的，该刊一般只刊万字内的文章:由于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在即，刊物在赶印，不然就赶不上趟了。

事后得知，其时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任编审，实际上由他掌控终审大权。他虽然不以鲁迅研究专家名世，但他曾向别人说过，鲁迅是他一生崇拜的偶像，且通读过两遍《鲁迅全集》，对鲁迅其人、其文，是研究得很有造诣的。所以他对研究鲁迅的文章，自有他的主见。他不唯名，只看货色。我的拙文，能入他的法眼，自感很荣幸。但后来我们在面晤时，彼此都未提及此事。公事公办吧。

由于鲁编室有人在“龙门”刊物上发了长篇论文，当时负责鲁迅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王得后找我，要我担任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组长。由于我乡音太重，在大庭广众中从不敢发言，极力辞让。他也知道我这湖南蛮子的弱项，恩准了。他坚持要我当副组长。至于鲁编室与会的，他问我需要几张入门券，我说，我可以不与会，但鲁编室两个正副主任，即王仰晨、李文兵总不该冷淡他们吧。他满口答应，说你要几张入门券就照给，但你不能逃会!想来，这几张入门券的轻易获得，还得感谢舒芜。

当我主持人文社全面工作时，舒芜好像已经退休了，家住西直门北面的社科院宿舍皂君庙，我曾去拜访过两次，一次是纯属礼节性的拜访，只见他客厅的堂名“碧空楼”是程千帆的手泽。我知道，程与他交往颇深，他们是同行，专攻古典文学，又都属才子型的学者。我曾是程千帆的学生，他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我一直为他抱不平，后来我得知绝大部分右派将会平反，立马将此消息告知我在武大中文系任系主任的同学易竹贤，叫他立马将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抄卡片的程千帆调回教学第一线。后来我主持现代文学编辑室工作时，决意收他的夫人沈祖棻教授的诗文编集出版，沈是著名的女词人，文章也写得漂亮，其时沈祖棻已过世，编其集子的事只能求托程千帆，为此，我与他常有书信来往，他来北京开会时，也常要来看看我这个学生。他刊行的著作，也总要签名送我。但我在舒芜面前，从未说及这些，为免引名人以自重之讥。但因他又拉近了我与舒芜的距离，同类相求吧。第二次去见他，一是向他了解冯雪峰主持人文社工作的情况，二是向他组稿，希望他有好稿子不要忘了娘家。冯雪峰虽然批评过他写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但他心服口服，对冯充满了敬佩之情，向我叙述了许多冯主持人文社的许多非凡之举，如“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出版方针的确立，校注四部古典小说的定夺等。这在解放初期敢于这么做，是要有胆识和魄力的。至于向他组稿，当时没有落实什么，但他后来的好稿子，总是先交人文社。

在我与舒芜的鲜有交往中，一是觉得他是个才情横溢的学者，能道人之所未能道，有见地，一是觉得他为人本分，很少有历尽劫波者的世故，胸怀坦荡。解放初期，他与中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和期待，钻研马列主义，诚心改造思想，追求进步，亦规亦矩

地听毛泽东的指示，救赎自己作为旧知识分子的

原罪。这有他当时精读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的笔记和近两年发表的当时日记作证。但他自己也未曾料到，由于他应组织的要求，交出了胡风给他的“密信”，以致使许多文化人成了楚囚，酿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冤案。这让他挨了许多人的咒骂，将他视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确否?冤否?只好听诸历史的审判。个别人的诅咒，发发一己的牢骚，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不宜苛责个人，即使舒芜不易帜、不改换门庭，这个悲剧迟早会发生。解放前夕两次批判胡风，就已揭开了这个悲剧的序幕。

2015年5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