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太阳懒洋洋地爬上屋脊，晒到屋檐下，上午九、十点钟呷过很晚的早饭，小伙伴呼喊着把牛往图嘎冲（老家的一个小山冲）赶。很多时候是去黑把夏（一个小山冲），虽然那儿很远，羊肠山道更陡峭更崎岖，但那茅草茂，柴禾好，大多是笔直的硬杂木，砍起来方便，耐烧，火旺，且炭火好。

黑把夏有道向阳的山坡，葱郁杉树间衰草没膝。草丛里一个个“冬茅老鼠”（亦叫竹鼠）洞煞是醒目，洞口一堆堆新鲜湿润的黄土，一看就晓得才打不久。有精壮山民擅挖冬茅老鼠，一把锄头使得飞快，远超过小家伙打洞的速度。冬茅老鼠毛发呈土灰色，毛绒绒胖乎乎的，主要以茅草根、树根、嫩竹鞭为食，大的有十几斤重，连皮带肉红烧或清炖，味道鲜美。在老家我好像就呷过一回，还是我们家那条大黄狗逮到拖回家的，大黄是我们家养过很多条狗中，最难忘最唏嘘感慨的一条，也好像是惟一“善终”的一条。其他狗一到冬天就被打杀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它老年后趔趄出走，不知所终。我们那有说法，好狗是不愿、也不会死在主人的视野内。因冬茅老鼠常偷呷红薯，祖母在地窖旁放了个捕小野兽的“铁夹子”。一天清早，她背着竹篮去背红薯，看到一只肥胖的冬茅老鼠被夹住一条前腿，在它尾巴上还衔着三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一只叼着一只的尾巴。母冬茅老鼠为了逃生，正将自己被夹住的腿一点点撕咬断。祖母去之前已经快断了，她一出现，它一挣扎，断了。祖母目送它们母子四从容地消失在草丛里。那天早上，祖母向我描述那情景时，语气平淡，此刻我回想起来依然平淡，自然法则，各需生存，我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篇随笔，发表在《金陵晚报》副刊《九三年》上。多年后，我去江西井冈山出差，冬茅老鼠在那儿是很多酒店里的一道价钱不菲的佳肴、招牌菜，印象深刻。2020年初，一场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国家出台了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这对冬茅老鼠等众多野生动物来说是一件幸事。

砍好柴禾，我很多时候或坐或躺在荒草坡上，嘴里噙一茎涩甜茅草，眼望着蓝天白云，浮想联翩：冬茅老鼠的生活如何？它们像我们一样邻里之间相互串门交流吗？它们中是怎样一个精彩、寂寞世界？突然，不远处橡树上一只可爱的小松鼠窸窣哔剥地打破我的思绪，小松鼠在开始准备过冬的食物了。灾荒年月，有邻居在板栗树林里寻到一松鼠洞，挖出一斗板栗，得以度饥。那些板栗是松鼠一家老小用来过冬的，人挖走呷了，它们这个寒冷的冬天可怎么办？想起就心酸难受。

水瘦山寒，民居零星。触目入耳有袅袅炊烟、阵阵犬吠，既温暖又清冷。收割后浸水的稻田（即冬水田）如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人走过，不时惊起一群戏水的鸭鹅嘎嘎哦哦地叫唤。冬日的白凼小山村温暖慈祥如吧唧着老旱烟、满手老茧的老人。行人稀少的村间小路上难得见到一个人。乡亲们隔老远从其走路的神态身影就能认出是某某，看病，走亲戚，赶场（赶集）回来了。偶尔冒出一个外乡人，在大家眼里如“外星人”降临，有关他的一切总有人去打探。

临近腊月，出门打工、上学、上班的年轻人陆续赶回来了。带回欢声笑语，也带回一种风尘仆仆的清新气息。与此同时到处响起零星炮竹声，山谷回响，打破转眼一年的沉寂。这个季节，订婚的，过门结婚的，过伙乔迁新居的，祝寿的，请和尚道士庆菩萨“还愿”“念经”“拜忏”的，沿依山傍水的村间小路走来，偶有院落响起锣鼓声、鞭炮声、唱经声、张罗饭菜小媳妇大姑娘们的欢笑声……冬日，农闲，丰收了，“白条”兑现了，账收回来了，在外打工的寄钱回来了。天寒地冻，适合办酒席，即使没有冰箱冰柜之类的电器，食物也存放方便，不像夏天，一个晚上就变馊了。小山村还没通电，没有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的时候，漫漫冬日，没什么娱乐。于是谁家老人去世，“庆菩萨”求菩萨保佑；“拜经”，根据许愿，请和尚唱经还愿；“庆娘娘”，传说皇帝的老婆，娘娘也成了神，附在谁家女主人身上，令其全家万事顺遂，人财两旺。堂屋、灶屋挤满看热闹的人，人愈多，做法事的师傅似乎跳得愈起劲，拉着长音唱得愈抑扬顿挫。有巫师（巫婆）做一种叫“放阴”法事，晚上坐满堂屋人，巫师念念有词，口含“符水”，连喷三次，把人群中“火气（阳气）”低的人的魂放到阴间去。随着他（她）在阴间地府的走动，一路随时报告所见所闻。尤其是村里某位已故老人在阴间的情形，呷住怎样，以何为业，或生活很好，衣食无忧；或受苦受穷，艰难窘迫等，描绘的情形和阳间差不多。传说阴间有十殿阎王，第五殿阎王是包公值守，被“放阴”的人不能过第五殿阎王，如果巫师不慎，令其过了，将无法还阳。下过阴间的人接下来几天会四肢无力，面容憔悴，如生过一场大病。这些我只是耳闻，我曾很想到阴间走走，看看那个世界，但法师说，像我这种阳气如此旺盛的人别说放下去了，就是坐在那都会妨碍别人下阴间。这话，加上我接受的教育，让我很长时间怀疑那只是在玩“把戏”。如今，我还是有些不相信，但祈祷真有那么一个世界，让灵魂有所归宿，让去路不太遥远可怕。

谁家有什么喜事，办不办酒席，年初就放出风来。有的寿酒人家是真不办，早几天“寿星”就出门躲寿去了。也有的只是做做样子，嘴上说说，心里巴不得有客来，越多越好。邻居村民亲友早就摸准了，到时候住在附近的大娘大婶们热情地赶过来帮忙。炒菜有专门的师傅，如今听说有专门操办酒席的班子，可带桌椅板凳、锅盆碗筷上门一条龙服务，甚至食材都可以按要求备好带来。当然，也有请亲友过来帮忙的。近亲们挑担“皮箩”，红色箩筐，内装米肉酒等礼品，点放鞭炮来庆贺。远亲乡邻则端几升米、几块钱赶过来呷喜酒。在老人、女人眼里，热闹与否，就看坐多少桌，四方桌，一桌坐八人，现在也有大圆桌了。上多少个碗，有多少道菜。什么席面，东坡席即以东坡肉为主菜，糖头席即以糖醋肘子为主菜。热闹的有十几桌、几十桌。菜，每家每户每道宴席都差不多，大多是家常菜。所谓几个碗，也就是一道菜端出来两碗，总共有六到八道菜不错了，也就是十二个或十六个碗。村里上了年纪，或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对呷什么不在意，但谁坐哪儿，那可是“大事”。主人家如果座位没安排好，考虑不周到，该尊重的长者没有请到相对应的座位上去，那氛围可微妙了，有的长者甚至拂袖而去，多年不再往来。我祖父对这是很讲究的，不但对来我们家的客人讲究，他外出做客也很讲究。如果在谁家，座次没排合适，他老大不高兴。

老家做喜酒一般都亏本。由于“随礼”有限，大办大亏，小办小亏，精打细算的人家能保本就不错了。现在乡亲们也务实多了，红白喜事不再劳心费力费钱地大操大办，大都是至亲好友坐一两桌，悄悄热闹一下就算了。儿时，尤其是长身体的时候，缺衣少食，难得打次“牙祭”。村里偶有婚丧嫁娶，父母打发我们去呷酒席，趁机饱餐一顿。及长成青涩少年，情窦初开，心理变得像贾宝玉一样，极不愿意和那些叽叽喳喳、家长里短的大娘大妈们围着一张桌子就着几个碗呷饭。

村里家境富裕，及有儿女呷“国家粮”的人家办喜事，庆寿，子女结婚、上大学等，会请来戏班唱一两天戏，或放一场电影，有全村同庆同乐的意思。记得还是生产队时，放电影好像是全乡每个村轮流来。我们村一年到头估计能轮上三四回，那可是全村欢呼的盛典呀！哪天放电影，早就传开了，大人们收工比往日早，细崽仔们连晚饭都没心思呷。匆匆扒上几口，饭碗一放，大呼小叫、欢腾雀跃地奔向放映场。远远地看到暮色中的白色幕布，那是最美最让人心旌激荡的旗帜。住得近的人家早已抢占有利地形，围着放映机摆满了凳子。这个时候如果谁有亲戚是那儿的，是最自豪最让人羡慕的，因为有凳子可以坐，且视角正好。当然远道赶来的就只能站着，或搬块石头，挪个树桩，抬根木头过来坐，或爬上周围的大树。人太多太挤了，有的干脆站在幕布的后面。所以每一场电影散场后，如同发生过战争，满地狼藉，石头、木头、草把、树皮、果皮、瓜子壳、破鞋子、烂衣服到处都是。讲究的人家会揣上些炒得喷香的南瓜子或葵瓜子，他们把边磕瓜子边看电影当做一种难得享受。

电影结束，住得近的老老小小好像还意犹未尽。平常在空旷地没有这么亮的灯，几个细崽仔安静地睁大眼睛在明晃晃的电灯下，陪着两个放映员有条不紊地收拾放映器材。那时候，放电影的是两位家住大水田的帅气年轻人，一个叫廖小星，后来改行当老师，再后来进县城当公务员了。一个叫廖景福。他们那时候走到哪都享受明星般的“礼遇”，众人瞩目，欢声一片。放完电影后，大家热情招呼，留饭留宿，住在谁家那可是谁家的荣耀，他们一般都住在条件较好的村干部家。廖小星曾在我们家住过一晚，印象深刻。

电影散场，住得远的，有十几里山路，得翻过好几座山头。人们打着用竹片或杉树皮扎成的火把赶路，难得见手电筒。竹片火把亮，但烧得快，杉树皮火把光亮暗，得边走边扬，得以助燃。据说夜晚一个人打杉树火把走路，不能就着吹，不然会出现一个毛嘴脸和你一起吹。火把挥舞成一条条或长或短或密或疏的龙，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缓缓消失在一个个山坳、山弯里。这时偶尔会传来一声尖叫，紧接着一阵大笑，那是有人踩到水田里，掉进沟里，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将其拉上来。记得我们院子里几个比我大一点的细崽仔曾到大水田公社（乡政府）所在地去看宽银幕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时得买票，我也想去，但没钱，一毛钱也掏不起，也怕走那么远的夜路。他们那天晚上看电影回来，暴雨，伸手不见五指，几个人只能趁闪电划过的光亮飞奔赶路。翌日早上太阳出来了，我们在上山砍柴的路上，他们手舞足蹈地向我描绘孙悟空如何腾云驾雾，怎么打妖怪，毫不提及夜里淋雨的狼狈。

从电影散场那一刻起，接下来多日电影里人物、故事就是人们热议话题，大人如此，细崽仔们更是念念不忘。我们模仿里面的情节冲打厮杀，呼喊着某一句口号。根据电影里某个特征鲜明的角色给小伙伴取绰号，大多依姓氏取。如有一两部影片中有个坏蛋叫“刘胡子”“刘大麻子”，小伙伴们就跳跃着叫我刘胡子、刘大麻子。我当时小，脸上没长胡子，也没麻子，对这些绰号很是气愤。当然，这些“无本无根”的绰号，毕竟没有生命力，大家叫过几天后，觉得没趣，也就不叫了。但有的人某个绰号像是长在他（她）身上一样，跟随其一辈子。妻一位表弟叫“康老板”，就是源于儿时他们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人物叫康老板。如今，康老板三十多岁了，大伙儿还这么叫他。那份亲切美好与温馨，不仅仅是童年的记忆。

我不晓得我们大水田乡电影更换影片的周期以及取片渠道是怎么样的，反正有时候一部影片看过多遍。尤其是岁尾年头村民喜事多，放电影密的时候，如《南征北战》《英雄虎胆》《飞夺泸定桥》等看过多遍，很多台词都会背了，我们仍百看不厌。一听说哪儿放电影，还是闻风而动，用老人的话说丢了魂一样。当然，也有“情报”误传的时候，比如听说今晚哪个院子放电影，我们早早呷了晚饭兴致勃勃赶到那儿，还有周边院落好些细崽仔赶了过来，可是连当地人都莫名其妙的，压根就没有那回事。于是，我们就在那儿大呼小叫奔跑打闹一阵，那么多小伙伴难得聚拢一起，分外热闹。有时候是幕布已经挂起来了，村民像一群南极企鹅一样安静伸着脖子等到半夜，前方打探的年轻小伙各种消息走马灯一样不断飞奔传来，纯粹人为制造紧张氛围。这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战火纷飞时前方的军情传递，还有皇帝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的情景，估计都是这种火急火燎的情形。一会儿说放映员还在呷饭，一会儿说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说不知去哪了，一会说今晚不放了等等。有时候人们等到月儿西斜，鬼影都没等到，有时候几乎在大家耐心的临界点上，终于欢腾雀跃地等到了。还有的时候老年人和一些住得远的人慢腾腾、无精打采地回去了，那些年轻后生的坚持和守望最终有了回报：放电影啰！而且是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字样和闪闪“五星”的战斗片！

那时候放电影的当天下午，村里就会安排两个后生去乡里挑电影担子。能第一时间得知影片名字，甚至大致内容，后生们很愿意干这活，表现积极，何况还记工分略有补助。电影担子是两个漆成草绿色的木头箱子，里面装有放映机、发电机。发电机是小型汽油发电机，702型号，看起来小巧，其实很是笨重。十几里山路，两个大木箱东晃西晃的，即使两个人轮流换肩，也需要一把力气。两位放映员一般是甩着手杆来，最多捎上一个铁皮盒，装有电影片子，拎在手上也不轻。

放电影时最难受最焦急的就是发电机老启动不起来。虎背熊腰的年轻人一个个轮番上阵，用一根油乎乎的黑短麻绳拉上一气。老爷发电机开始是八面来风不为所动，如果极不情愿地给点面子，哼哼唧唧，噗噗噗地启动了，那真是菩萨保佑，万事大吉。后来，我当兵上军校学电源专业，其中就有702型发电机，他乡遇“故人”，爱恨交织，我多次把它大卸八块，反复琢磨个透，也算是解儿时的一个心结与情结吧。

如今，白凼村每家每户有电视机，也没有装什么闭路有线电视线。有的是网络电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安装一个“锅盖”接收卫星信号，好处就是收到的台多，甚至有国外电视台，缺点就是受天气影响大。乡村电影，已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渐行渐远，几近绝迹。

一入冬，大人和细崽仔们都在隐隐地盼着什么。

喂猪喂牛的草（饲）料已准备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晾干的红薯藤。牛栏、猪圈，老人细崽仔住处掼风的地方已堵好了。米，缸里已装满，还碾好一担在箩筐里。柴禾屋除了堆满大路货毛糙柴，殷实讲究的人家屋檐下还整整齐齐码有一排硬木劈柴，或“树兜骨”，即从山上挖回来已干枯的树根、树桩，劈开，码好。现在回想起那些树根做根雕最好，有的造型很独特，可那时候都当柴禾烧了。这些硬木柴烧起来才过瘾，像外国壁炉里的柴禾一样，时间长，火不紧不慢，不大不小，很适合冬天里农家烤酒、打豆腐、做粉条等。

冬月乡间，看似如炊烟般散淡，其实男男女女手头都没闲着。大嫂大娘大婶们忙着浆洗缝补，纳鞋底；大姑娘在织毛衣，绣鞋垫；男客们上山砍柴，挖笋，或修路，修桥，修井台，修水渠，修田埂等；再没事干就提个破竹筐到处捡牛粪狗粪丢进自家田里。庄稼人农闲不闲。我父亲说，当农民要想把日子过好点过踏实，一年到头有事做。如果会点手艺的，如会木工、竹篾、油漆等，这时候挑着担子四处帮人家打制、油漆家具器皿等，这样不但省了家用，还能挣点油盐钱。冬月嫁女儿的人家多，得准备嫁妆，桌椅板凳等一套红色油漆家具。上了年纪的老人，摸索着开始准备“老材”（棺材，又叫千年屋），那也是有讲究的，木匠刚开始劈下来的木屑、刨出的刨花是不能动的，临近亲友会赶来祝贺这项“工程”的启动。还有平整宅基地、盖房子、装房子，那时候大多是木材房……这其中竹篾匠最可怜，大冬天还整日摩挲冰冷的竹子。现在他们几乎失业，因为大家都用塑料制品，山上的竹子几乎没有人砍。在陶然与悠然之外，也有几许别样的景像，白凼村小学旁边的代销店里一年到头，总有几个“闲汉”和小店经理廖敦禄凑在一起打字牌。从炎炎夏日到寒冷冬天，好像一直是那几张蜡黄瘦长的面孔，又好像不是，他们似乎不愁呷不愁穿不愁没柴烧。当然不远处，间或有女人在哭闹咒骂一阵，甚至冲进小店，发飙耍泼一番。

某个早晨或午后，天色铅灰，不刮风也不太冷。空中飘起零星雪花，那一刻山川大地草木牲口乃至所有生灵都在凝神谛听，都在扬起因朔风吹干裂的脸，迎接那丝缕湿润与温情，迎接那场一年一次期盼已久的邂逅！

“落雪啰！”屋外有人喊。如懒猫懒狗般蜷在火塘边的细崽仔们顿时惊起，冲到屋外，仰着脸，转着圈。大家追呀打呀跳呀唱呀，很多细崽仔垂着鼻涕，穿几件单衣，脚上拖一双又黑又烂又破的布鞋。可能太长太大了，长期拖着走，也就成了布拖鞋，露出的脚后跟冻得比红萝卜还红。我的脚后跟也年年生冻疮，稍一受热就痛痒难耐。据说过年时在牛栏门口蹭一蹭，来年冬天就不会生了，我试过，不灵。我直到当兵后，冬天穿上厚棉布鞋才没再生冻疮。大家刚才还蹲在火塘边瑟瑟发抖，现在谁也不觉得冷，浑身是劲。

下午也许只是零星小雪，或下“沙落骨”（即雪沙或冰雹）。这时道路湿滑，地上还没有积雪，只有远山和近处的树叶上胭脂般沾有薄薄一层。黄昏时雪越下越紧，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天色渐暗，落雪的夜晚寂静而热闹，浓烈而温柔，寒冷而温暖，每个细崽仔蜷在被窝里心里充满兴奋紧张与期待。

落雪天，细崽仔起床不用大人三催四请，天一亮一骨碌爬了起来。有时候由于前一天没有落雪，早起的大人在屋外喊：“快起来哟，落好大的雪！”我们照样一跃而起，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像铁壳一样冰冷的衣服，冲出屋外，白茫茫的世界晃得眼睛发花。

落雪天，我们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不用砍柴放牛割猪草，可以尽情开心放肆地玩。我们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找一斜坡用一条长板凳当滑板，人坐在上面，以腿驱动，快速向前。当然，细崽子中的几个“猛子（小男孩）”玩得最多的还是骑“高脚马”，在两根竹竿或木棍上安装两个脚踏，脚踩在上面，双手握柄，提着走，近似踩高跷。高脚马骑得好的，可以上楼梯，过河，爬山等，这些我均能“弓马娴熟”。最刺激最激烈的就是骑高脚马打架，几个“猛子”骑在高脚马上，奔跑，跳跃，躲闪，单腿弹跳，来回碰撞，谁先被撞下算谁输。年纪小时，我只是个游离外围呐喊吆喝的小喽啰，及年纪稍长，也是一员骑高脚马驰骋白凼小学校操场的“悍将”。

雪落几天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上的竹子、松树、杉树、枞树、桐子树上覆盖一层厚厚积雪，附近山上不时清晰传来树枝被压断或竹子弯曲爆裂声，积雪噗噗落地声。雪厚，且持续多日，山上一片狼藉，如大炮轰过一样。雪后天晴，我们就上山收拾断枝倒树破竹当柴火。这时，鸟儿已无处觅食，我们细崽仔就如鲁迅笔下描绘的那样，扫一块空地，撒一把谷子，用根短木棍支一张筛子，木棍上系条长绳，人躲得远远地牵着绳子，开始“守筛待鸟”。祖父曾给我做了一个自动的捕鸟器具，用一个简易触动的机关支起筛子，在机关上装一块硬纸板，纸板上撒些米粒，只要鸟儿一上硬纸板啄米，触动机关，筛子就会落下来。那个装有机关的筛子在我们家老屋的二楼支了很久，从冬天到早春，好像就捉到过一只麻雀，很快就放生了。如今，祖父已去世多年，但他帮我做那个捕鸟器具时的细致专注与慈爱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雪天，我们还曾上山打猎。我只是跟着小伙伴们在雪野里乱跑一气，收获的只是把裤腿弄得湿透，祖母的那双补了又补的短雨鞋被我偷偷穿走，现在又弄破了，害得祖母絮絮叨叨责骂好几天。老家古时属楚，南蛮之地，盛行“梅山文化”，有巫术之嫌。有山民以打猎为生，更多的人半农半猎，在周边山上用石块设置一些小机关，以老鼠、壁虎或小鱼为诱饵，偶尔能捕到些诸如狐狸、竹鼠、山猫等小野兽。据说入了“梅山道”后，能捕到更多的猎物，但死后魂归“梅山”，不能荫泽子孙。

雪天黄昏，群山苍远，村间小路人迹罕至，零星民居，三两声狗叫，愈显“天寒白屋平”“柴门闻犬吠”的意境。衣服单薄，儿时无论多冷就两条单裤过冬，正当我冻得牙齿打颤地望着远方出神时，祖母在一旁轻轻唱道：“十二月落雪，可怜野鸡山上歇；野鸡山上歇不要紧，可怜鲤鱼水里困；鲤鱼水里困不要紧，可怜泥鳅泥里钻……”无边雪野，无限遐想，古老的童谣，天地间好像只有我们这个小山村，只有我们那几户人家。虫儿，鸟儿，鱼儿，野兽等都躲到哪儿去了……暮色渐浓，雪地里仍能看得清那条踩得发黑的小路，不见一个人影。这个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境，我亦无数次想象着那场景入梦。

落雪的晚上，大人细崽仔早早将息。偶有邻居串门，围着火塘烤火说闲话，拉家常，讲故事。祖父有时应客人请求，清清嗓子，唱一道“夜歌”。更多时候是讲神仙鬼怪，我们细崽仔听得眼睛发亮，愈听愈精神。当然，也曾吓得哪儿都不敢去。

进入腊月，远处近处不时响起炮竹声，山谷回应。傍晚，不时有蒜苗炒肉的香味飘散，于是，冷飕飕的风也有了味道。路上，行人大包小包，脚步匆匆，见面招呼说的都是吉利喜庆话。

大人细崽仔一年到头所有的忙碌、期盼都好像是围着这一天，围着这个古老而隆重的节日——过年！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年味儿越来越浓了。放干门前两口鱼塘的水，捞鱼，应该是儿时过年的欢乐序曲。清早，大人用长木棍或竹竿反复地捅，捅开埋在地下放水的木塞，随着池塘水哗哗地流，细崽仔们围着鱼塘奔走，高声呼喊，大人在淤泥浅水里左冲右扑地捉鱼。每一条鱼，每一条黄鳝，每一条泥鳅，每一个河蚌都能引来一片久久围观，啧啧称奇。捕鱼的热闹几乎持续一整天。老家有木瓜山水库，鱼塘也随处可见，但鱼还是一道“大菜”，尤其是日子过得紧巴的年代。那时候很多人家正月里待客，都会端盘已成冻鱼的酸菜鱼出来，但那只是做样子，表示有鱼。懂礼数的客人都不会去夹鱼呷，只有当年快过完了，由主人带头招呼呷鱼，客人才跟着动筷子。所以过去呷酒席的主陪，不仅是把握酒席上的话头，氛围，还负有桌上的菜能否动筷子之责。每上一道菜，由主陪提议，大家才能一齐动筷子。座次，节奏，进度，劝菜，敬酒，中规中矩，有礼有节，所以在老家呷传统酒席，我曾视为畏途。

黄昏，我们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在收割后的稻田里，跳着“田字格”。或挥舞着木棒操练武艺，或骑着“高脚马”，唱着代代、口口相传的童谣：“二十三祭灶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杀奏奏（老家唤猪的声音），二十七杀骟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烤烧酒，三十夜撴起筷子来呷霸霸（指肉）”。大人盼莳田，细崽仔盼过年。我们眼里心里满是闪烁着暖烘烘火苗的憧憬和希望。

年二十三，早早呷过晚饭后，父母在灶前摆上斋粑、白水煮猪肉等，肯定会有一盘红糖。有时是村代销店买的红沙糖，大多是自己家熬的红薯糖，能拉起细长的丝。母亲说，要把灶王爷的嘴糊住，叫他上天不要说人间的“好丑”，即坏话。这个风俗，如此说法，很多地方都有。我老想象着灶王爷菩萨就像某个邻居，一个孱弱慈祥的老人，如邻居老三的爷爷，一身黑布衣服，一年四季坐在火塘边不紧不慢地添柴烧火，呷红薯糖时，如核桃壳干瘪的腮帮缓慢地蠕动颤抖，又黏又糊的红薯糖沾在嘴上，粘在灰白的山羊胡子上，有点狼狈，让人感动，也让人心疼、可怜。父亲焚香燃纸，嘴里念念有词，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过年的仪式庄重感顿生。母亲说煮过三天饭的灶台，就会有灶王菩萨，他今天晚上走，要到大年三十夜才回来。也就在这一天，父母反复叮嘱我们不能乱讲乱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如死、败、亡、病、药等字眼都不能说。

早年，农民杀猪得先完成国家的定购任务。一年一头猪，重量不能低于标准，价格低于市场价。只有完成任务后，自家才能杀猪，且得去大队书记那儿买“杀猪票”，也就是屠宰税。我们家很多年，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完成了国家的定购任务后，自家就杀不起过年猪了，只能从公社食品站买回一点肉过年。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好转。想起杀猪，交公粮等，就感到中国农民的坚忍与伟大，他们用大地、群山一样胸怀与脊梁，哺育扛起共和国优先建设工业现代化的伟业。

农家养猪皆如此。开始八九个月都是喂草料，只有进入腊月才舍得喂点粮食催肥，所以肉香，膘肥，堪称纯绿色食品。猪肉除了留下点过年呷，大部分腌上盐挂在火塘上，靠长年累月的柴火将其熏成腊肉，那可是平常人家一年的油荤。

在杀过年猪前后，家里会做豆腐，几桌不等，也就是几升黄豆。母亲做得一手好豆腐，从磨豆子到煮浆、点卤、过滤等，忙前忙后都是她一手一脚。前几年她六十多了，还每天清早挑着一担豆腐挨家挨户卖。如果谁家做红白喜事，或哪儿施工干活，人多开伙，需要几桌豆腐，是她最高兴的事。我们劝她多次，不用做了，太辛苦了。可她说，她年纪大了，挣不到什么钱，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也好。她在电话里算账给我听，一担豆腐能赚两块钱，还有豆腐渣能喂猪，多好。在她眼里自己的力气和柴火就像接到灶屋的山泉水一样，源源而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且不花钱。母亲卖豆腐直到一个白霜皑皑的早上，她挑着豆腐担子滑倒，导致骨折，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她才歇手没做了。

老家过年前做豆腐，主要为了做猪血丸子，一种能长时间保存的熏制豆品。将豆腐、猪血、肥肉丁、食盐，近年添加少量辣椒粉、桂皮、桔皮等作为香料一起搅拌成泥状，然后捏成一个个椭圆形粑粑，放在火塘上方的筛子里或竹篾上熏干，样子黑乎乎圆溜溜地像手雷。食用时，用温水刷洗数遍，黑颜色不必洗净，其实也洗不干净，或蒸，或煮，切片即食。丸子的主要食材是豆腐和猪血，颜色喜庆，因肥肉丁的油腻渗透其中，呷起来有干豆腐的嚼劲，兼有烟火味，加上亮晶晶、肥而不腻的肉丁，别具风味。丸子能保存一两年时间，随呷随取，加上烹调简便，是家常待客的一道美味下酒菜。旧时，食物保存困难，尤其是炎热夏天，丸子是聪明能干的先民独创储存食物的好办法。今天已成为隆回等地的特产。据科学研究，人的味觉在十四岁前就形成、固定了，一辈子难改。现在，每当品尝丸子就感觉是家的味道，过年的味道。丸子亦随着隆回、邵阳人闯世界的脚步走向全国，渐渐为广大国人接受、喜欢。我有好几位乡友开网店、微店卖猪血丸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打糍粑是老家又一年俗。年二十八前后，家家户户笑语盈屋打糍粑，将糯米，或高粱、包谷、粟子、粲子这些杂粮得添加些糯米，以增加黏性，蒸熟后，放入“粑款”（石臼）里由家里两位壮劳力用特制的粗重木棒将蒸熟的糯米捣烂如泥，然后放进一个撒有米粉的大竹匾里。我们家是父亲和祖父，祖父走后，家里好像很少打糍粑了。热腾腾白生生粘性十足的糯米团随着“一二三”的吼声，提溜出石臼，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着竹匾，说呀，笑呀，唱呀，叫呀，喊呀，配合着手上搓呀，揉呀，压呀，捏呀，挤呀，将一个个热乎乎的糯米或其他食材的团子做成比月饼稍大的糍粑。这时候，细崽仔们是最兴奋的，在大人的嗔怪声中，草草洗一下手，挤在其中，充分发挥想象，将手里的半个团子捏成小狗、小猫、小猪、小鸟，想做个什么就做个什么，玩耍半天，揉得四不像，干脆呷进肚子里。细崽仔仗着快年关了，偶有放肆，大人也不会像平常那样斥责打骂。这边做糍粑，那边趁着还热乎，将其放入一个个木制模具中印出各种图案，最后一道工序是在糍粑中间点一朵红色梅花。做好的糍粑摊满了筛子、竹匾，甚至晒谷子用的宽竹编晒席，粉嘟嘟的糍粑配上红艳艳的梅花，煞是好看。

糍粑是过年期间走亲访友不可或缺的馈赠礼物。呷时，可以放在火塘里烤，亦可油煎，如果再拌上几勺白糖，那美味，想起就吞口水。还可以放在米饭上蒸。殷实的人家糍粑能呷到清明“挂枪”。当然，正月初十左右就得把糍粑装在盛满泉水的陶罐里，一两天一换水。不然天气渐热，糍粑会发霉变质。这时候的糍粑味道开始发酸，别具风味。

年夜饭是期盼已久的高潮，是亲情温暖热切的拥抱，也是对祖居地、出发地虔诚地祭奠。是一年的结束，又是一年的开始。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除了肤色、头发、语言、文字等因素外，就是这些融入我们血液、骨子里的传统习俗。出门在外，临近年关，遥望故土，心里恓惶，脚步慌乱。千里之外，万里之遥，关山重重，都挡不住对故园的思念，挡不住回家的脚步。为了年三十那顿团圆饭，年年岁岁，人们如潮水一样奔涌，似非洲角马一样迁徙，披霜戴月，雁叫长空，历尽艰难；像鱼群洄游，信徒朝圣，无论呷多少苦受多少累折腾多少回，年三十那天晚上一定要回到暖烘烘的家，回到父母亲人身边，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围坐一起呷那顿饭。那顿热气腾腾，饱含家的味道，母亲味道的“盛宴”。几千年来，那顿饭亘古不变地融入了团圆、喜庆、祝福、期盼、祈祷，融入我们太多的情怀、情感与希望。

村里每户人家呷年夜饭时间不一。有的年二十八，有的二十九，有的三十，有的下午呷得早，有的当晚饭呷，还有的天蒙蒙亮就起床呷。但有一个仪式都差不多，就是呷饭前得焚香烧纸，祭祀先人，燃放鞭炮。一听到哪户人家放炮仗了，邻居就很“识趣”的不会再来串门，借东借西了。过去呷年夜饭最忌讳被人打扰，现在估计没多少人在意了。当然，谁家哪天什么时候呷年饭，家里嘴快的细崽仔早就把消息骄傲地撒播出去了。小村里，尤其是住得近的几户人家没有什么瞒得住的。

我们家呷年夜饭大都是年初一清早。天还没亮，我们兄妹睡得正香，父母就以吉利话轻声招呼：“起床了，高升了！”这是一年到头，父母说话难得这么细软温情的时候。平常他们因繁重的农活劳累，加上我们贪玩调皮，叫唤我们时没好声好气。我们迷迷瞪瞪起床，看到父母在灶屋里忙乎，热油滋响，香气四溢。红色暖和的灶火映红父母显得庄重的脸庞，顿感温暖。过年了，马上就要过年了！随着一声轻轻的吱呀，父亲打开堂屋大门，一阵清冷的风灌进，他随手把门轻掩上，在屋外开始放炮仗。炮竹声阵阵，山谷轰鸣，这时远处近处到处响起炮仗声。我们家的炮仗声就零星几响，父亲说意思到了就行了，其实他是怕花钱。从屋外此起彼伏、比赛一样的炮仗声里能听出，这时候呷年饭的人家最多。大年初一早上呷年饭，寓意越呷越有，越呷越亮敞，路越走越宽大，日子越过越红火。祖父祖母端坐上席，一家人团团圆圆坐一起，八仙桌上摆满了平日难得一尝的农家美食。在我们敞开肚子大快朵颐时，大人不会忘记说一些“攒劲”的吉祥话，叮嘱一些老“规矩”：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呷饭时不能把筷子掉地上，不能打碎碗碟，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不能动针线，不要随便出门，尤其不要去邻居家等等。因为这可能是你来年第一次出门，得讲究彩头、兴头。有的人家还要到果树、田间、地头、猪栏、牛栏前，一问一答地说一些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的好话。

祖父母说，大年初一，是皇帝出行的日子。也有的人说，“初一崽，初二郎”，初一是家里儿女给父母、祖父母家族成员间拜年的日子，初二是嫁出去的女儿带上夫婿、儿女回娘家的日子。年初一，我们几个细崽仔聚一起放鞭炮，抽陀螺，骑高脚马等，疯玩，跑得满头大汗突然想起家里还有好呷的饭菜，心里真快活。年岁渐长，我们兄妹很多时候是安静地看书，一本叫《好逑传》讲才子佳人类的古书，我看过多遍，绘声绘色地讲给好多人听过。大集体时，年初一，生产队照例会“承头”给军属拜年。经常是炮仗一响，村里的年轻后生和细崽仔们闻声而动，汇集成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军属家进发，瞬间把“光荣”人家挤得像集贸市场。大年初一，上门的都是“贵客”“稀客”，迎接的是滚烫的笑脸，热腾腾的茶水，喷香的点心。如此“大呼隆”“大阵仗”拜年，都是坐一会儿，拉会家常，问问子弟在部队上的情况，然后各自散开，回家。携带礼物大约是一斤白沙糖，两斤猪肉，最重要的礼物是燃放得热闹持久喜庆的鞭炮。给军属拜年最大的开支就是买鞭炮，这也是很多军属最喜欢最看重的。儿时，叔叔在湖北当阳空军某部当兵，故这一幕印象深刻，后来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拜年》的散文，发在1998年1月某天的《人民日报》的副刊《大地》版面上。如今，老家不再兴给军属拜年，物质上的优抚可能厚重多了，但精神荣誉上不那么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了。

正月里，女儿多的人家最热闹，三五个女儿携夫带子回娘家，人欢火笑，鞭炮响个不停。相比我们家就很冷清，单门独户，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人丁不多，就一个姑妈嫁得不远，回娘家像串门一样，有时候一天要打几个来回。所以姑妈、姑父过来给祖父祖母拜年，在我们看起来没有那份亲人间久别重逢的欣喜和隆重。

我们兄妹给外公外婆拜年都是年初二，由父亲或母亲领着我们。家里喂有家畜家禽必须留一个大人照顾，有时候妹妹也留下打帮手。记忆中正月里，难得天晴，去外婆家十几里山路，满是泥泞，爬坡过坎，才穿头回的新裤子裤管内侧蹭得全是泥巴。即便如此，在我们眼里山水含笑，路人和气，飘散着炮仗味、湿漉漉的空气都是温馨的。我们一路欢蹦乱跳，有说有笑。外婆家住在西冲界山顶上，山势陡峭，待爬到半山腰那条简易公路上，抬头看到那道横穿公路的水涧，就感到胜利在望，离外婆家不远了。沿羊肠小路，上一道斜坡，拐过那道小山弯，最先看到外婆家的木屋吊脚楼被雾气缭绕得如仙境，雾霭中传来三姨、小姨等响亮的笑声、说话声，煞是热闹。父亲开始燃放炮仗，屋里有人大声叫嚷，白凼大姐夫一家来了！我们家每年都是这个日子，临近中午时赶到外婆家。外公、外婆目不识丁，土里刨食，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一生养育八个子女，四男四女，母亲居长。我们兄妹去外婆家拜年时，大舅、二舅、二姨、三舅等先后婚嫁。我在家是长子，我和小舅、小姨年龄相仿，我们能玩到一块，加上此时我是客人，舅舅姨妈戏称“外甥大爷”。他们是主人、长辈，很多时候我“霸蛮”，因有外婆撑腰，他们还让着我一点。正月里来外婆家拜年的亲戚很多，人来人往，很多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是最让我感到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的。

儿时，在外婆家是最幸福时光，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且不会被父母呼来喝去地做家务、干农活。外公外婆任何时候都是慈祥和蔼的，舅舅姨妈们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天气晴朗，就跟着三舅、小舅上山砍柴，放羊，烤糍粑，刮风下雨下雪，就躲在屋里坐在暖暖和和的火桶里听外婆讲一些善恶有报的故事。火桶形似方桌，沿凳而坐，下面装有燃烧的炭火，膝上盖一条小棉被。这时，如果屋外飘起鹅毛大雪，从外婆住的那间逼窄昏暗卧室的小窗户望去，外面是几株杉树，一堆堆柴禾，一片宁静而温馨的世界，那一刻真希望时光永远停驻。记得那时外婆几次跟我说，我“讨婆娘”结婚时，她一定要去呷酒。当时我觉得遥远得好笑，不以为然。若干年后，我和妻在四川一个叫荥经的小县举行简朴婚礼时，想起外婆的话，心里突然空落。后来，有个夏天我带着妻儿去看望外公外婆，妻给外婆照了一些照片。外婆淡然，有点欢喜地说，她要从中选一张放大做遗像，摆放在灵前用。外婆走的时候，我在千里之外的军营，不知她用的是哪张照片。

晚上，我们和小舅、小姨在明晃晃的电灯下（我们家用的是煤油灯）照着连环画上表演“杨家将”系列，大呼小叫，好不热闹，天昏地暗。父亲和外公、外婆、舅舅、二姨父等围坐火塘边聊天，偶尔也打打牌，这是父亲一年到头难得的闲暇。夜半，外公外婆会端出一碗碗喷香、油汪汪伴有白糖的油煎糍粑给大家当夜宵。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晚上还能呷上一两个油煎糍粑，那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事呀。

夜更深了，屋外满是疾风刮过树枝门缝的尖啸声，我们细崽仔已迷迷糊糊入睡。由于客人多，外婆家好几间屋子临时搭起床铺。依稀梦中，似幻似真，听到外公和父亲、二姨父在断断续续拉家常，有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外婆家屋后是一条小水沟，水声潺潺，常年不断，我枕着水声入梦，早晨被水声唤醒，那水声流淌在我梦里有好些年头。那是外婆家的声音，是温暖慈祥的呼唤，又是轻柔温情的催眠曲。

外公病重直到去世，母亲一直在服侍。外公跟母亲说，他有九千多块钱分几处放在哪个地方的砖缝里，鞋盒里，待他病好后，他要用那些钱过好日子。就是那不多的一点钱是他平常省呷俭用攒下的，或儿女们看望他时给的，他都舍不得花。儿多母苦，外公外婆一生操劳节俭，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儿女们已在悄悄准备后事，外公即使病得那么重依然怀着对生的深深眷恋，对好日子的无限向往。外公走后，一向要强的母亲在电话里跟我哭诉，她从此是没有父母的人了。我理解母亲，父母即使年纪再大，也是我们生命、心灵的依靠，父母走了，生命的栅栏远逝，我们就跟黄土只有一步之遥了。如今，舅舅姨妈们各自成家，开枝散叶，天各一方，据说西冲界山顶上那栋木头房子，已被岁月和风雨啃噬得摇摇欲倒。该去的终会去，该来的终会来，这是生命、也是器物的运转规律。我只是想，一定得抽个时间去看看，至少让它们储存在我记忆里多些时候。

从外婆家返回时，外婆除了“礼尚往来”地打发一些糍粑、腊肉等，还要往我们口袋里塞一碟瓜子、几个鸡蛋，四个或六个，有时候是生的，有时候是煮熟的。那几天，不时有脸色酡红的男客走在乡间小路上，边磕瓜子边赶路。遇上熟人，热情地递给对方一把瓜子，一看就晓得是拜年走亲戚回来的。我们那如果亲戚是头次登门，除了打发瓜子、鸡蛋，还有毛巾、香皂，最“尊贵”的客人得送上一匹能够做一套衣服的布料。妻儿跟我第一次回老家，三姨和小姨就曾跑很远买布料。现在，乡亲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不知这些“礼节”还有没有，是不是也与时俱进地改进了。

在正月初几，年过得意犹未尽时，有“唱土地（爷爷）”，或唱“莲花落”不请自到地来到每家每户的堂屋里。叮叮当当、咿咿呀呀，嘴皮翻转，连唱带说一些发财添丁高升的恭维话。大过年的，谁家不讨个喜气呢，都得打发一升米几个糍粑，唱得主人高兴的甚至还封上点钱。走家串户“唱土地”看上去有点邋遢的中老年男客大多住在很高的山上，家境很一般，无非想利用这难得的农闲挣点口粮。

正月里舞龙灯、唱花鼓戏，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那时大家口袋里虽然还是叮当响，但不用为呷饭发愁了。舞龙灯，最先好像是水田村承头，从大水田乡政府周边村庄开始，挨家挨户，一路舞过去，舞到谁家，如打发“唱土地”的一样，一两升米四个糍粑给几块钱，有的还放鞭炮等。舞龙灯时还拌有寥寥数人的花鼓戏班，蹦蹦跳跳唱一阵。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廖雪娇，唱《采茶调》，那晚我觉得她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在高坎上欢蹦乱跳的样子很好看，我追着看了好几场。她那次唱花鼓戏后，正月过后开学，她的座位一直空着。后来她“亭亭玉立”出现在大水田街上卖豆腐，我每次路过她的豆腐摊前，低头快跑几乎飞奔而过，她热情地招呼每个路人买她的豆腐，但从没招呼过我，她是知道我没钱，还是她也不好意思。小时候一听就头大的花鼓戏，现在变得很爱听，喜欢那个唱腔，节奏，音乐。有的唱词写得好，幽默诙谐有趣极富生活气息，如《讨学钱》《打铜锣补锅》等；但有的词实在是粗俗不堪，牵强附会，估计是那些“冬学堂”里的毕业生编写的。旧时，穷人家的孩子立冬那天就进学堂认字，正月十五结业，故称“冬学堂”。

现在，不知道老家这些年俗还有没有。是不是年还没过完，还在正月初四初五，年轻人就奔向“讨生活”的地方，只留下老人老狗和几个穿开裆裤的细崽仔，早晚升腾起留守的“旗帜”，几缕柴火炊烟？

年过完了，春天好像来了，乍暖还寒，有人开始“挂枪（上坟）”。这时，依旧水瘦山寒，天干气燥，不时传来有人上坟烧纸钱，差点引发山火的讯息。

春草泛绿，细雨蒙蒙时，转眼又是一年。

罗兰·巴特说：童年是我们认识一个地方的最佳途径。隆回北面位于大水田那个叫白凼的小山村是我的乐园，我的摇篮，我在那儿启蒙用巴掌大的眼光读世界。儿时，总觉得日影移动缓慢，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一只虫子我们能盯半天，一块石头一团泥巴一棵小树一只小鸟都能让我们做各种联想。漫步山径，自编自唱，或双手作话筒状冲着群山喊，群山回我以歌。那时候我很简单很快乐，食物很香甜，我在每个梦里都能飞翔。日本那个获诺奖呼声很高的作家村上春树说：“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我怀着对白凼村的美好记忆，曾多次回故乡。满天星斗，三五声犬吠，一两声鸡鸣。躺在白凼村的“家”里还是梦见白凼村，醒来时竟不知身处何处。我突然明白，故乡我是回不去了，它永远在远方，在记忆里，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

曾在他乡身似浮萍雨打萍的日子，步履艰难，跌跌撞撞，多少次跌倒又爬起，几乎无力支撑的时候，就想不如归去。白凼村——生我养我的地方，不论我成功与否，荣光与否，都会不讲条件、无所顾忌地收留我，包容我，那是我最感到温暖安全踏实的故园，就像母亲待我一样。可如今白凼村已不是原来的白凼村，在岁月的冲刷下，它很多东西变得渐行渐远渐陌生。即使它朴实无华、容颜不改地守望在原地，我也在变，我的记忆将曾经的苦难过滤，在流血结痂的疤痕上蒙一层温情的轻纱。宋代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境：“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上，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雨声还是那雨声，心境情怀已不同。

我的隆回我的根，我的村庄我的魂。小小的白凼村赠我以生命，伴随着贫瘠、困苦与荆棘，我趔趄半生、一贫如洗的行囊无以回报，惟有嘶哑的歌声和笨拙的文字，愿它每一个朝阳和落日，每一棵小草和露珠都是那么宁静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