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嘉道时期史学经世思潮悄然勃兴，既是解社会倒悬之危的必然要求，亦是承继清初经世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乾嘉考据学已臻极致而日显弊病、需省视史学功用的学术理路发展之结果。这一思潮的核心要义是重扬史学之地位，发挥史学资治之功用，经世史家提出了历史变易观与朴素进化史论，论史之风逐渐彰显，并关注当世急务，开始钻研西北史地、世界史地及被视为禁区的当代史。嘉道史学思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思想的进步性，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但仍属传统史学范畴，亦有一定时代局限性。

“经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一般是指“经邦济世”之意。自孔子惧乱世而作《春秋》，以“褒贬”“正名”之笔法记载史事以来，“求真”与“致用”即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特征。某一时期或有偏重考据以“求真”，然史学之功用首在“资治”则大抵为史家之共识。迨至清代嘉道以降，封建专制统治渐呈衰态，特别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古老帝国猝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形势逼人。少数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扬经世精神，希冀为沉疴病国寻求良艾。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史学经世思潮再度勃兴，成为其时学术革新的一道亮丽风景，经世史家对实际社会问题的思考，至今仍有余响。

一、嘉道时期史学经世思潮勃兴的时代背景

纵观历史长河，史学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国重史传统尤为彰著。革故鼎新之际，新朝往往为前朝修史（自唐代设立史馆始，历代新朝为前朝修史成为制度），以显示宽宏气象，亦为自身合法性立言，进而以史资治，鉴往知来。而每逢乱世，史学的功用更加凸显。诚如章太炎所说，“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嘉道时期清朝统治力趋弱，矛盾丛生，民变四起，时人感叹“衰世”逼近。如龚自珍是最早对清朝“衰相”把脉的思想家之一，他预判清王朝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这些清醒之士痛陈社会弊病之时，亦依托史学，以总结过往，鉴治今朝，开出新风。由此，史学经世思潮悄然勃兴。

除了为解社会倒悬之危的救亡探索外，这一思潮亦是承继清初经世实学的集中体现，也是乾嘉考据学已臻极致而日显弊病、难以适应社会之需的学术理路发展的内在要求。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痛遭国变的“遗老”们悲叹回天无术，遂潜心反思明亡之因，在学术上大张“经世致用”，纵论晚明以来空谈心性之学而误国误民的深刻教训。顾炎武力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主张“知古必先通今”，王夫之提出“所贵夫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在此经世思想引领下，清初学风卓然有大气象。至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力趋于鼎盛，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钳制言论，另一方面又主导纂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开启规模宏巨的文献整理工作，官方主导与民间对古籍错讹纠偏的自觉行动交相呼应，遂使考据之风日盛，而学术经世思想渐至淹没不闻。考据学为归整和校勘中华经典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亦有不少弊端：如仍将经学视为高高在上的“万世教科书”；所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只为尊崇“汉学”而维护学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求实；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们不求格致之学，不关注世界情势，一味在书斋勤学苦思。考据学发展到乾隆末期已日渐支离琐碎，加上社会危机重重，内忧亟剧，外患日逼，埋头考据显然不合时宜。嘉道以降，对考据学的检讨与反思，使学者重新关注清初实学之风，为此时期史学经世思潮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嘉道时期史学经世思潮的要义与表征

学界一般认为清代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道光五年，魏源在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幕府中开始编撰“经世文编”，翌年刊行。初刻本即系统提出了“事必本夫心、法必本于人、今必本夫古、物必本夫我”的经世四大原则，强调著文要有经世致用之功。此后，各类经世文汇编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世文编”文化现象，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由此滥觞。

嘉道时期是史学经世思潮刚刚勃兴的阶段，其核心要义体现在高扬史学地位，强调史学资治之功用，以为治史者需讲实事、实功、实效。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又写《古史钩沉二》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从正反两方面将史学提到关乎明道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大声疾呼“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从而医治“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这两大社会痼疾。汤鹏著《浮邱子》，旨在“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国家、天下，施于无穷”。包世臣治学必“验以人情地势”，“斟古酌今，恒与当事论说所宜”。这些经世学者多注重研史鉴今，以解决当世诸多“急务”等切实问题。具体表征可从以下三方面分而论之。

一是提出历史变易观与朴素进化史论，主张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为现实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魏源对历史变易观有深刻阐述，曾言：“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 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他虽推崇三代王道之治，但更注重了解当下之情势，以为依势而变才是真正的“王道”。龚自珍针对“衰世”之弊病，更明确提出“自改革”主张：“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还论证后世胜于三代者有三大端，即“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代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认为“上古之风必不可复”，“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显示出朴素的进化史观。后来接触西方世界，魏源看到西方先进文明，慨然兴叹：“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更是体现了难能可贵的世界大历史观的格局。

二是重视论史，针砭时弊，直抒胸臆，经世情怀溢于言表。清代考据学兴盛时，史家多专注于考证求真，臧否议论则刻意忽略，提倡“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故“实事求是”为考据学之宗旨，外此不欲多论。嘉道时期，论史之风日益彰显，在继承考据遗风的基础上，注重史论与义理阐述，多运用春秋笔法，衮钺相济，直论时政。

龚自珍《尊史》《古史钩沉》诸文均直接论史。魏源《圣武记》每篇末有“源案”的短论，最后还专门写了《武事余记》之“议武五篇”，集中阐发议论军事武备；《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研究鸦片战争当朝史的，对道光皇帝、各涉事人员等都有客观评议；《海国图志》的卷一卷二是四篇关于如何“筹海防”的总论文章，系统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理念，是整本书的核心所在。他在《元史新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序》中亦多有阐发宏论，以资于当世之用。如他对明清两朝得失议论颇深，认为“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气”，其失则在于“大权旁落，而加派练饷，门户党援”等变政迭起。清代虽无明代之失，却有三大困弊，即“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之仕途困于需滞，沿边之军饷诎于度支”，究其原因，他直陈主要在“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议论不可谓不深刻。

三是关注当世急务，既重漕运、河工、盐政等改革“急务”的研究，亦开始钻研西北史地、世界史地及被视为禁区的当代史。

包世臣是嘉道时期颇具代表性的经世思想家，少年时即有“深究天下之利病”的宏愿，关注种种现实问题，为“禁暴除乱”而学兵家，为“劝本厚生”而学农家，为“饬邪禁非”而学法家，后来成为熟稔河工、漕运、盐政等诸多“急务”的经世学者。当时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向其咨询。魏源著有《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淮北票盐志略》《道光丙戌海运记》《城守篇》《军储篇》等论著，对当时社会面临的很多难题几乎都有直接研究，并从历史中总结得失利弊，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迫于边疆危机日趋严峻的局势，经世史家着手研究西北史地，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开拓性成果。如龚自珍著《西域置行省议》，提出系统的新疆社会改革方案，后得到魏源响应，在《圣武记》中有进一步阐发新疆之重要性。徐松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沈垚的《新疆私议》《六镇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以及林则徐《伊犁日记》等，均是此时期研究西北史地的代表作。

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来侵略势力打开中国大门，举国昏昏之际，经世史家开始研究世界史地，最早“睁眼看世界”，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比较理性的思考。魏源的《海国图志》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他辑录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全部的世界史地著作，包括谢清高的《海录》，萧令裕的《记英吉利》，林则徐收集的《四洲志》，姚莹的《康輶纪行》等，并在卷首系统阐述了“筹海防”的策略——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此时期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亦是集中研究世界史地的重要著作。

因文字狱的打压，清朝当代史的民间研究一度无人问津，自经世史学思潮兴起，私人著当代史开始了破冰之旅。魏源所著《圣武记》，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记载道光以前清朝军事史的私家著述，其中还收录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这是现存最早比较全面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著。以后梁廷枏的《夷氛闻纪》，较为真实客观地呈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后十年的历史情状。夏燮的《中西纪事》，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始末。

嘉道时期经世史家对于西北边疆史、世界史地及当代史的研究，充分表明他们将以史资治的功用完全呈现出来了。

三、嘉道时期史学经世思潮评议

嘉道史学经世思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思想的进步性，很快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经世史家关注当世“急务”，研究西北史地、世界史地与当代史，最先“睁眼看世界”，聚焦反侵略战争，介绍和输入西学，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近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亦饱含浓厚的爱国御侮之情怀，为以后各阶级阶层的有志之士探索国家出路践行经世理念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和源泉。

王国维曾论及清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来的“新”学主要表现在新材料、新观念及新的研究方法，最能体现这些“新”气象的发端者当属魏源，其《海国图志》即是代表“新学”的杰作。后来齐思和论晚清学风时，明确将魏源与顾炎武、戴震相提并论，同视为清代学术风气“三变”的代表人物，并详细申论：“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祟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这一观点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魏源等经世史家的“创臻辟莽、前驱先路”之功，深深影响到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对整个近代化进程亦不无促进作用。曾国藩“师夷智”思想应源于魏源“师夷长技”说；左宗棠高扬《皇朝经世文编》为“有用之书，讲求世务，……案头不可一日离”，又重刊《海国图志》，亲自作序；郭嵩焘的思想亦被认为是“远袭船山，近接魏氏”。此时期对史学地位的尊崇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章太炎提出历代“中国屡亡，而卒能复兴”，皆应“归功于史家”；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因之，近代新史学的开拓，就是在高扬史学作用的基础上再融合进化论、社会学等先进理念而进行的革新研究。

诚然，嘉道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仍属传统史学范畴，并未真正迈进近代史学的大门，显出一定的时代局限。如仍受考据之风流弊的影响，治史方法与内容上多有杂糅而呈现复杂面向；由于统治者的干预，当代史讳莫如深，颇受桎梏，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并未能及时刊出，直到光绪四年才正式出版；世界史地的意义也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海国图志》的真正影响要到洋务时期了；史家维护王朝统治地位的初衷未改，以此来观察近代世界仍有不少局限。魏源是比较开放的思想家，但对传统王朝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林则徐、包世臣、梁廷枏等更是如此。诚如王国维所说：“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总之，回顾近代初期的史学经世思潮，对经世史家的爱国情怀与开学术风气之先的探索精神应予以肯定，并发扬光大；其所存在的局限，则以了解之同情心作客观检讨。重新审视嘉道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或能为今日治史者提供些许有益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