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巨著，它的诞生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建设现代化富强文明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这部伟大著作的诞生，要追溯到180年前，魏源与林则徐在北固山下的江口会见。

林则徐对镇江十分熟悉，到广州禁烟前，他在江浙任职十多年，做过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苏按察史、江宁布政使和管理大运河的盐运使，他主持的疏浚镇江徒阳运河和练湖水利治理工程，“为吴中数十年之利”；他曾给焦山水晶庵题写过一副绝佳的楹联：“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因“禁烟”获罪的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效力，他从广州出发，到浙江镇海与正在抗敌前线指挥抗英作战的两江总督裕谦会面，然后沿京杭运河而来，准备经过镇江西去。打听到行程的魏源从扬州挈园来到镇江，在江口的一家旅社与林则徐会见。林则徐与魏源虽然身份悬殊，一个贵为封疆大吏，一个做幕僚谋生，但两人志向一致，已有二十多年的深入交往。对林则徐广州禁烟，魏源十分拥护支持，并充满期望。这次老朋友相聚，两人同住一室，彻夜长谈，临别时林则徐把他在广东辑录的《四洲志》和收集的《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文献交给魏源，委托他编写《海国图志》。其中的《四洲志》，是一份长达9万字的介绍各国概况的资料，是林则徐组织人从美国长达1500多页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中摘译出来的。他期望通过编写《海国图志》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即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达到“以期能开吾国民眼界，悟得御侮之道”的目的。

对这次会见的过程，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在《林则徐年谱长编》中有明确记载：1841年7月中旬，林则徐在京口会见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海国图志》。在此之前，魏源已有这个想法，并写过类似的文章。他曾根据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宁波、台湾等地收集的英俘所述的英国情况，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对这次会见，魏源写了《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其一为“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其二为“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萍。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址。”两人在会见中深入交流，抚今追昔，国事茫茫，百感交集。

在镇江会见后，林则徐介绍魏源去做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僚，因此魏源再次投笔从戎，到镇海前线协助裕谦备战迎敌。不幸的是，一个月后鸦片战争镇海保卫战失败，裕谦殉国。魏源带着战事失利的悲愤，在扬州挈园（现在扬州新仓巷37号）家中，着手编写《海国图志》。他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收集中外著述，分门别类，增补整理，并往澳门、香港游历采访，在1842年完成了50卷本《海国图志》，并于1843年在扬州正式出版。以后又不断增补，到1847年，将它扩充到100卷。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它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广泛介绍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沿革、科学技术与制度文明；它打破传统的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价值传统，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知识理念，传播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详细介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为当时封闭的中国迎来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虽然这部书出版后没有产生魏源所期望的影响，但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成为后来中国洋务维新运动的先导，使近代中国走上了富国强民的崭新道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书传到日本后立即引起轰动，被称为“启动日本强盛的中国奇书”，从1854年到1859年印刷了15版，书价飙升了3倍多，并由此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

魏源虽是湖南邵阳人，但一生主要活动都在江苏。在完成《海国图志》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做了几十年幕僚的魏源，在52岁时通过补行殿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当上了东台县令，以后迁任兴化县令。1853年2月，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正在担任高邮知州的魏源被指控影响南北邮路畅通而被参革职。1857年3月，64岁的魏源病逝在杭州僧舍。

《海国图志》虽然没有根本改变魏源的命运，但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从此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文明的国家，成为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今天，《海国图志》的故事已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一百多年前从镇江江口点亮的现代化航灯，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前进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