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多名士。名士们往往因处世的独特或举止的怪异而为当世瞩目，被后世铭记。譬如管宁读书割席，嵇康临刑奏琴，谢安围棋破敌，张季鹰思故乡菰菜羹与鲈鱼脍而辞官，王子猷雪夜访戴，等等，千百年来都是被传为美谈的。

但名士们也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低俗、粗鄙，乃至肮脏下流，令人不齿。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表现：

放荡不羁。其中有放浪形骸者，如王子平、胡毋彦国诸人不时在人前裸身，而此类人中最著名的当然非刘伶莫属，这位仁兄平时纵酒放达，常常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在家中胡闹，去他家里的客人批评他不像话，他竟然狡辩说：“我把天地当房屋，把屋室当作衣服，你们为什么钻到我裤裆中来了？”有轻薄风流者，如阮籍，作为司马氏政权极力拉拢的对象，此君政治上固然不乏气节，但男女关系方面却颇具色胆——他见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便经常去那饮酒，喝醉了，就装疯卖傻，卧倒在少妇身边纠缠不休；他和自己嫂子之间甚至也有些不明不白，一次嫂子回娘家，他还特地去告别，显得恋恋不舍，当有人讥笑他时，他还说起了大话：“礼岂为我辈设也？”在男女关系上如阮籍者还大有人在。

穷奢极欲。魏晋六朝，及时行乐成为时尚，“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谓之薄俗”（《晋书·虞预传》），整个社会弥漫着奢侈腐化的浓厚气息。出身于名门士族、本身系达官显宦的“名士”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在官场上不甚得志的名流们在生活享乐方面与统治者也是无异的。有的名士的衣食住行尽奢靡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如西晋何曾，其厨膳滋味尽过于帝王，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之处；何曾之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食达二万钱，以至时论以为太官御膳亦无以加之；西晋初的王济，喜奢华，丽服玉食，一次晋武帝司马炎幸其宅，他招待皇帝，“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晋书·王济传》）；东晋谢安，不仅每日肴馔费百金，而且在外有强敌虎视眈眈之时，依旧自家营建宫室，声称“宫室不壮，后世谓之无能”（《晋书·谢安传》）；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当然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应是石崇。石崇为了炫富，特地在洛阳东北营造了豪华园林“金谷园”，此园林因地势高低筑台凿池，周遭数十里内，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涧水萦绕穿流其间，仿佛人间仙境。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金谷园说，该园“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园内崇绮楼高百丈，可极目南天，里面装饰以金银、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使人目不可遍视。园中充以成百上千姬妾，专为主人及来客服务。石崇邀请当时的文人才子，如左思、潘岳等结成诗社，号称“金谷二十四友”，常常有事没事聚在园中饮酒作乐。不止如此，石家连厕所都修建得非常豪华，厕所内准备了各种香水、香膏供客人洗手、抹脸，门口有十多个婢女恭立侍候，一律锦绣衣裳。客人们上完厕所，婢女必须让客人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侍候他们换上新衣才让出去，换下来的衣服便不再要了。石崇一次和晋武帝司马炎的小舅子大将军王恺斗富，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上五十里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给他一棵两尺多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堪称举世无双。王恺得意地把这棵珊瑚树搬来给石崇看，不料石崇竟顺手操起铁如意把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大怒，石崇却眯起眼睛道：这种大路货也值得你发怒吗？我现在就赔给你！于是让手下人把家中的珊瑚树全部搬出来，这些宝贝有的三四尺高，枝繁叶茂，光彩夺目，王恺看得目瞪口呆，顿时气馁下来……石崇的做派就是“名士”作风的写照。

贪杯纵酒。这是由生活奢侈带来的必然结果。对魏晋六朝的名士而言，烂醉如泥可谓常事。名士们饮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像阮籍、刘伶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恐怕没几天不醉的。东晋司马道子一面在朝中掌权，一面经常在府中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自己则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他还喜为长夜之饮，而酒后往往蓬首昏目，政事多阙。还有此时混迹于官场的毕卓、谢鲲、王尼、阮放等八人也不分昼夜地饮酒，被人称为“八达”。南朝宋人孔觊为人使酒仗气，每醉辄数日不醒。南齐谢瀹专以酣饮为能，与一班酒友不时以觞酌交饮，各至数斗。梁朝的王瞻亦“颇嗜酒，每饮或竟日”。北齐的皇甫亮也是既要当官，又要酗酒，他因一连三日不上朝，皇帝高洋问他原因，他解释说“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三天缺席有两天是因为酗酒。正由于名士们滥饮无度，所以东晋王孝伯就不无讽刺地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义庆《世说新语》）

嗜赌成性。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赌博盛行的时代，赌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很多人沉迷于其中；而赌博形式多种多样，花样翻新，常见的活动有樗蒲、弈棋、球戏、握搠、斗鸡、双六博戏，等等；赌资少则几文钱，多则上千万钱，甚至不乏以珍宝、美妾、豪宅良田等用于豪赌的。风气所至，赌场内自然不会缺少名士们的身影。不少名士，对赌博的喜好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而大多十赌九输，所以结果都很狼狈，丑态百出。且看东晋“名士”的表现：前面说到过的谢安，一次出门玩樗蒲，把驾车的牛都输掉了，只好拄着拐杖回家；温峤还未发迹前，经常与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赌博，但不是商人的对手，有一次他与商人玩樗蒲，输得很惨，被扣在船中无法脱身，只好大喊好友庾亮的名字，待庾亮派人送来钱后才得以离去；桓温从小就嗜赌如命，但屡赌屡输，连家当也输得精光，债主逼上门来，他走投无路，只好低声下气向别的赌博高手求助；桓温的儿子桓玄好赌一点也不亚于其父亲，而且贪得无厌，尤其喜爱珍异宝物，如果他看中了别人的珍贵物品或园林田宅，他就会采取设赌局的方式邀人赌博，千方百计趁机巧取豪夺，将对方的东西据为己有。其他时期的名士也大抵如此，如北魏时有个名士甄琛辞别老母到京城游学，结果身陷赌博泥潭不能自拔，每次深夜行赌时，他都让手下老佣人执烛，输了钱，揭不开锅时，就拿老佣人出气，大加杖挞……魏晋六朝，因赌博陷入困顿和家破人亡，甚至丢官丧命的，也时有所见。

滋事撒泼。在魏晋六朝社会持续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流氓无赖。而有的所谓“名士”，其实就是流氓无赖中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些人品性恶劣，不务正业，拉帮结伙，寻衅滋事，坏事做绝，对社会和人们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像晋代周处，年轻时就是一个强悍好斗、为害乡里、被百姓视作与山中猛虎河里蛟龙一样的大祸患，以至大家都连哄带骗地叫他去杀虎斩蛟，巴不得“三害”互克同归于尽；南齐陈伯之，早年也是有名的流氓无赖，专以偷盗或撒泼为生，据史书记载，他十三四岁就喜欢戴獭皮冠，带刺刀，看到邻里禾稻成熟了，就偷偷带人去收割；他的行为曾被田主发现，田主喝斥他：“小子住手！”他竟嬉皮笑脸地回答：“你家这么多稻谷，老子收几担又有何妨！”田主准备捉他，他反而率人提刀拿棒向田主发起进攻，打得田主仓皇逃窜，他趁机把稻子都收了去；后来他还当过强盗，劫过船，因遭遇船人反抗，乃至被削去了左耳……当然，周处、陈伯之后来都浪子回头，结局还不算太差。另外有些“名士”，就自始至终干坏事，或者穷凶极恶，或者为害一方，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烂透了。如刘宋时期的王僧达，本出身名门望族，但他性好鹰犬，竟日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随意杀牛，行为毫不检点，与地痞无赖无二；他在朝中为官时，一是宠爱男色，二是骄横不法到处树敌，结果三十六岁上就遭致杀身之祸。还有南梁的曹景宗，他的骄横不轨比起王僧达来也毫不逊色。此人自小就无法无天，招揽了一批无赖少年在自己周围，后来当了官，仍不改流氓习气；他好听歌饮酒，有一年腊月，在家中呆烦了，就装扮成乞丐，遍往人家乞酒食，以此取乐。他的部下也纷纷仿效，并借此机会调戏良家妇女，或任意掠夺百姓财物。曹景宗得知情况，高兴地哈哈大笑，百姓因此而民不聊生！这些“名士”们的所作所为，真是亘古罕见。

残暴不仁。魏晋南北朝多暴君，也多酷吏，而社会上一些“名士”在残暴方面和统治者也是完全合拍。试举两例。其一仍与石崇有关。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则故事道，石崇每次请客宴会，常常让美人劝酒，若客人不喝，就下令杀掉劝酒的美人。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一同到石崇府上赴宴，王导一向不能饮酒，这时只好勉强自己喝，直到大醉。而每当轮到王敦，他故意不饮，以观察石崇的反应。结果石崇连续杀了三人，王敦还神色不变，并仍不肯喝酒。王导责备他，王敦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干你什么事！”石崇也好，王敦也罢，都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都怀的哪样心肠？还一例讲的是南梁何敞之的事。何敞之的父亲何智通被人刺杀，何敞之捉到几个凶手，就把他们装进笼子，四面架上炭盆，把几人烤得焦熟，然后又命人准备好盐椒、蒜泥，用车拉着钱到市场上，雇请人来吃凶手的肉，吃一块肉，赏一千钱，不大会功夫，几个人就被吃光了——这是名副其实的“食肉寝皮”酷刑！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的“名士”残忍得简直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

骗抢盗窃。魏晋南北朝，盗匪横行，一些在社会上名声极大的人物也趁机坑蒙拐骗，或干起了明火执仗和杀人越货的勾当。例如，据《晋书·石季龙传》载，安定人侯子光，年纪轻轻，风度翩翩，自学了一些佛教经文、礼仪规则和魔术幻术，便化名李子扬，到佛教徒众多的地方去行骗。他自称是佛太子，从大秦国（罗马帝国）而来，要做小秦国的国王。他利用魔术幻术，制造所谓“神迹”，大家果然上当，纷纷礼拜纳钱，有人甚至把女儿都送给他做妻子。追随的人越来越多，侯子光就打着佛的旗号，率人四处偷盗抢劫；后来他想起《庄子》中“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竟自称“黄帝”，还封了不少官职，致使旗下徒众猛增到数千人。当然，最终后赵皇帝石虎闻讯，很快就调集军队把侯子光及同伙荡平了。又如，据《北史·李孝伯传》记载，相州（今河南安阳）大户李波凭着自家人多势众，自己又擅长武艺，便称霸一方。他不但控制家乡的重要路口劫掠行人，还经常带着人马到附近的村庄抢夺财物。一个姓薛的刺史带了部卒去征剿，还被打得大败而归。出了骗、偷、抢，有的名士还干起了盗墓的买卖。像曹操就多次盗挖前人坟墓，几乎他的队伍打到哪里，盗墓也就到那里；书法家钟繇也干过这类事情，他曾向前辈韦诞请教汉末蔡邕的书法艺术，韦诞不肯传授，对此钟繇一直耿耿于怀。韦诞死时，把平生所收藏的书法书籍及蔡邕等人的真迹，都带到了棺材中去。钟繇闻此消息，便指派心腹偷偷掘开韦诞的坟墓，把棺材中的随葬品都弄到了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凡找得到的前代名人或富人的坟墓几乎悉数被掘，这样的情形历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

…… 魏晋六朝一些名士之所以行径卑劣，面目可憎，无疑受到所处时代风气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他们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美丑混淆，荣耻难辨，这就是那些人为人处世的特点。名士名士，理应是名流，是名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对引领潮流和开创理想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当精英们丧失了担当意识，只管恣意胡为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人民之上时，这些精英是不会为人民所欢迎、甚至是不为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