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论”恐非结论

近年来，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内，一个犯忌多年的“国民性”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术民主空气吹拂祖国大地的生动表现。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鲁迅思想的了解，在鲁迅思想史的撰写中增添新的篇页。

鲁迅是历史的巨人，在文化领域内，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无产阶级新纪元的开始。在过去的鲁迅思想研究中，大都注意到了鲁迅的这一历史地位，正确地将他的思想分为前后期加以阐述：“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翟 秋 自 ： 《 鲁 迅 杂 感 选 集 序言》）；或“从进化论跃进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跃进到无产阶级，从一般进步的唯物论跃进到革命的、历史辩证的唯物论”（冯雪峰：“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这些阐述，曾历史唯物主义地描绘了鲁迅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显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整个轮廓和发展趋势，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是怎样由旧民主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中国开花结果的。

这些结论是鲁迅思想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然而它们只是原则地表述了鲁迅思想发展所取的形式。大家知道，不同内容可以在同一形式中表现出来，同样走这一道路的各个人的具体思想基础是不尽相同的。而“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性结论，多年来几乎统帅了整个鲁迅思想研究领域，不少的鲁迅思想研究者似乎只是为这个结论作注疏，使鲁迅思想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

这样的研究，往往只强调了鲁迅思想的外因条件，即鲁迅前期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个进化论者；而后期则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个阶级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鲁迅的思想都是外铄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基础，自己的中心思想。外因不可忽略，但它只是事物转化的条件，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对任何事物来说都是如此，特别是对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来说更是如此。

鲁迅是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有自己的思想基础，甚至有他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他的思想虽然吸收了前人和同代人的思想财富，受过别人的思想影响，但它总是经过了自己的咀嚼、消化，摄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化作自己的血肉和营卫。他一贯主张对外来思想采取“拿来主义”，不作别人思想的效颦者，更不作随风飘的转蓬。他的思想的确有发展，他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扬弃旧我，他的思想跳跃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他的跳跃是在自己起跳板上的跳跃，不是凌空翻筋斗；他的发展是在自己轨道上的发展，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的思想起步之后，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开辟出一条前后连贯的蹊径。

因此，我认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是不够全面的，不足以概括鲁迅思想的实际情况。

先说这个结论的前半截。

鲁迅前期的确受过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表现。早期不用说了，“五四”时期，甚至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留下了这些影响的痕迹。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明确地说他以前“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后来才“救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五一六页）。生当鲁迅的时代，蒙受这种影响也是毫不奇怪的。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虽然达尔文的著作是阐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的，但由于“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五二页），人们很容易把这书中阐述的生物界的历史搬回人类社会的历史，以致在社会学方面形成了社会生物学学派。当时，鲁迅有感于存亡无日的祖国命运，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种类竞争”等学说面前警觉起来，以它作为激发和策励祖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警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存竞争”学说为他一贯坚持的斗争观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第三，他从进化论中看到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对社会存在的某些制约作用。第四，进化论给他增添了人类进步的信念。这些影响虽然有直接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如第一种影响，就是对“种类竞争”、“优胜劣败”的宿命论的一种改造。第二种影响，并非单一地来自“生存竞争”学说，而是鲁迅的全部自然科学观和社会历史观中的一部分。第四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生物进化原理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这种信念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和“五四”退潮后，曾两度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至于他自己所说“一向相信”的“进化论”，是仅就“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这种意义上说的，即这里所说的第三、第四种影响，而不是指社会生物学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被鲁迅接受过来运用于社会。他没有服膺社会学的生物学学派，鲁迅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严厉批评并无情讽刺了“兽性爱国之士”和“奴子之性”，这是大家熟知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鲁迅批判的对象，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包括弱小民族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黄祸论”面前欢欣鼓舞的就是这样的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论”是在“种类竞争”学说影响之下提出的，它认为中国、日本等黄种民族对欧洲白种民族来说是祸害，为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制造阵前鼓动，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就曾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作过宣传。鲁迅的讽刺就是针对这些人的。可见鲁迅反对的不是某一部分人，而是反对将这一学说应用于社会的所有人，反对把生物界的规律搬用于人类社会。他的主张是：弱小民族得以争胜自强时，也不能侵略别人，相反，却要援助弱小民族国家免受侵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由和睦的大家庭。他说：“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固人生宜有事，特此则以自藏，而非用以搏噬无辜之国。使其自树既固，有余勇焉，则当如波兰武士贝谟之辅匈加利，英吉利诗人裴伦之助希腊，为自由张其元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由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鲁迅全集”第八卷，第三四页）。由此可见，鲁迅的主张，与将进化论的“种类竞争”学说应用于社会的作法，是针锋相对的。我们通常说鲁迅的历史观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即他坚信人类历史也像生物界那样，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如果鲁迅的历史观的确象我们所说的这样，那简直贫乏得很难说是一种什么“观”了。其实，鲁迅的历史观，那怕是在他的早期，也是很丰富和深刻的。这里我们不可能论及鲁迅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只是为了论难的需要，分析一下鲁迅对历史发展形式的观点。《文化偏至论》是鲁迅这一观点的集中表现。是我们用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很好的例证，可惜过去却很不应该地被忽略了。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篇谈论欧洲文明发展史的学术专论，表现了鲁迅历史观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他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欧洲社会从古罗马到二十世纪初的文明史。他没有看到文明史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过于强调了精神的作用，但对文明发展形式的论述却是相当精辟的。他说：“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太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鲁迅全集）第一卷，第四六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丝毫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痕迹，更不用说他的历史观就是进化论的历史观了，倒是看到了被黑格尔发现，曾为马克思沿用过的“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则的再现。马克思曾就此说过：“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x第一卷，第一六九页）鲁迅的这种历史发展观是与他的哲学观分不开的，他在《科学史教篇》中谈及事物的发展时说：“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八页）这与生物进化论也毫不相干．倒是与列宁就此所作的论述相吻合，而且所用词汇也很相似。列宁说：“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 ， 是 在 更 高 基 础 上 的 重 复 （ “ 否 定 的 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四页）。鲁迅还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针对当时君主立宪派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谬论时说：“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鲁迅全集》第八卷，第六页）这里反对和平渐变的进化观，是再明白不过了。

类似这样的反证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只举出这些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了，即鲁迅未曾将生物界的规律搬套于人类社会，而且他还反对这种搬套的作法。一股脑儿把鲁迅早期的思想归结为达尔文学说影响之下的进化论是欠妥当的。断言鲁迅前期是进化论者的同志往往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是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即社会学的生物学学派，作了过高的很不应该的评价。的确，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在学术上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它的出现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场重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科学发明之一。这些评价，我们的论者几乎一句不漏地都引用过来论证鲁迅进化论思想的伟大意义，以提高鲁迅前期思想的价值。其实，这是一种“误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进化论的高度评价仅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对那种把进化论搬用于人类社会的作法，是进行过严厉批判的，包括对达尔文本人在内。对此，我们却很少引用。在这里不妨举出几条来。

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信中说：“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四卷，第一六二页）

恩格斯还在《自然辩证法·生物学》中说：“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七二页）

列宁也曾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二三六页）

我们通常说鲁迅前期是进化论者，不是指他的生物观，而是指他的宇宙观，他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因而实际上是说鲁迅前期把有机界的规律搬用于人类社会，是个社会学的生物学派者。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这是按其逻辑必然会得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诚然，我们的论者也感觉到了这个不可逃脱的逻辑，便苦心孤诣地把鲁迅的进化论说成是“进步的”，“革命的”。其实，这样的区分，除了说明自己的好心之外，在学理上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再看“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的后半截。

如果我们不抠字眼，把“阶级论”当作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理解，那么这个结论的后半截是基本符合鲁迅后期的思想状况的。鲁迅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深情地悦服它。他在书信中谈及历史唯物主义时，曾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六二九页）鲁迅接受了这一学说后，就有意识把它当作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并把他原有的经验、主张、思想加以整理和改造，纳入这一学说的体系之中。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纯是外铄的，被动的，没有自己的主观条件和思想基础，有几点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一、鲁迅还在早年，就立下了献身祖国的誓言，决心为祖国的独立奋斗终身；他站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立场上，对下层社会的不幸，寄予深厚的同情，而对他所熟悉的本阶级，却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总之，他的思想活动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上下求索”祖国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的道路，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三四页）。马克思主义正是他孜孜以求的解救祖国和人民苦难命运的真理。

二、鲁迅还在早期，就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伪善有清醒的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托言众治”的政治举措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事物无不“质化”的社会现象。虽然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这一切的，但他的思想无疑具有空想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浓厚色彩，这就使他在后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时，较为容易排除一般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阶级偏见。

三、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总是睁大眼睛看取人生，正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细密的考察和研究。他对中国的国情、社会和人民的各种“病苦”，有深切的了解，而又在不断地“上下求索”“疗救”的办法。他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药方，曾经作过比较研究。且曾亲自试用过，但都觉得不能拯救中国，不能解放人民。这样，就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为吸取马克思主义廓清了道路，一当条件成熟，他就毫无扦格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四、鲁迅早年就对诸如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各门学科及其发展历史作过悉心的研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唯物的自然观。而且十九世纪的科学从上一世纪末“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已“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侯，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啥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一页）。因而鲁迅的唯物的自然观，又具有许多辩证的因素。同时，他一贯坚持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实践结合，而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己世界观中的矛盾。他是在进步的唯物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稳步地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五、他不仅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审视了世界思潮，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具有渊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和知识财富的总结，诚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头脑。

六、鲁迅有丰富的阅历和斗争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不仅来之于个人，还总结了“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群众斗争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信）。他说，有时凭据这些经验，“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而且“预测时时有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致夏传经信）。他多次强调，教育他的、使他改变某些主张的是中国的血淋淋的现实。

七、鲁迅早期就有“立人”的社会理想，他坚持改造“国民性”，培植理想的国民精神。他奋力批判传统、习俗、封建等级制度，力图从这些批判中开辟出一条“人性解放”的道路，求得人的真正解放。

这样看来，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他在到达马克思主义的峰巅之前，已作过了辛勤艰苦的跋涉和攀登。他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动的，纯粹外铄的，而是瓜熟蒂落，7K到渠成。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就已经是丰富的，深刻的。他的一些思想，往往能反映现实中的问题，猜测到时代提出的要求，对诸多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大都是正确的。而有些看法，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类观点相吻合。这种情况，在他的早期即已出现，而到“五四”以后，却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已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虽然他为此所走过的道路是相当艰苦和曲折的，但唯其如此，他的思想是极为深沉、扎实的。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虽然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家中起步是比较晚的，曾被人讥笑为“没落”、“落伍”等，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能豁然贯通，运用自如。

多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阐述鲁迅成为马克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时，对他原有的思想基础，对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往往闭目塞听，略而不语，把“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的后半截作了极为枯燥、贫乏的解释，好像鲁迅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书呆子式地死记硬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公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鲁迅后期的思想研究，往往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基本原理、几个结论当作方矩圆规，搬套于鲁迅的思想。他们总是先立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诸如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斗争观、无产阶级专政观……然后再到鲁迅著作中去找例子，以此论证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还有不少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证鲁迅何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方面去了，以致点这方面竟也形成了“学派”。但这种考证的意义足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甚至把它当作一种学说来研究是一回事，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宇宙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又是另一回事。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也许是很早的吧，但接受它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的确是比较晚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以前被隐讳的事实。

恩格斯还在《自然辩证法·生物学》中说：“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七二页）

列宁也曾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二三六页）

我们通常说鲁迅前期是进化论者，不是指他的生物观，而是指他的宇宙观，他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因而实际上是说鲁迅前期把有机界的规律搬用于人类社会，是个社会学的生物学派者。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这是按其逻辑必然会得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诚然，我们的论者也感觉到了这个不可逃脱的逻辑，便苦心孤诣地把鲁迅的进化论说成是“进步的”，“革命的”。其实，这样的区分，除了说明自己的好心之外，在学理上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再看“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的后半截。

如果我们不抠字眼，把“阶级论”当作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理解，那么这个结论的后半截是基本符合鲁迅后期的思想状况的。鲁迅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深情地悦服它。他在书信中谈及历史唯物主义时，曾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六二九页）鲁迅接受了这一学说后，就有意识把它当作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并把他原有的经验、主张、思想加以整理和改造，纳入这一学说的体系之中。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纯是外铄的，被动的，没有自己的主观条件和思想基础，有几点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一、鲁迅还在早年，就立下了献身祖国的誓言，决心为祖国的独立奋斗终身；他站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立场上，对下层社会的不幸，寄予深厚的同情，而对他所熟悉的本阶级，却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总之，他的思想活动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上下求索”祖国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的道路，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三四页）。马克思主义正是他孜孜以求的解救祖国和人民苦难命运的真理。

二、鲁迅还在早期，就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伪善有清醒的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托言众治”的政治举措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事物无不“质化”的社会现象。虽然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这一切的，但他的思想无疑具有空想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浓厚色彩，这就使他在后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时，较为容易排除一般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阶级偏见。

三、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总是睁大眼睛看取人生，正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细密的考察和研究。他对中国的国情、社会和人民的各种“病苦”，有深切的了解，而又在不断地“上下求索”“疗救”的办法。他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药方，曾经作过比较研究。且曾亲自试用过，但都觉得不能拯救中国，不能解放人民。这样，就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为吸取马克思主义廓清了道路，一当条件成熟，他就毫无扦格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四、鲁迅早年就对诸如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各门学科及其发展历史作过悉心的研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唯物的自然观。而且十九世纪的科学从上一世纪末“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已“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侯，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啥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一页）。因而鲁迅的唯物的自然观，又具有许多辩证的因素。同时，他一贯坚持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实践结合，而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己世界观中的矛盾。他是在进步的唯物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稳步地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五、他不仅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审视了世界思潮，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具有渊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和知识财富的总结，诚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头脑。

六、鲁迅有丰富的阅历和斗争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不仅来之于个人，还总结了“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群众斗争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信）。他说，有时凭据这些经验，“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而且“预测时时有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致夏传经信）。他多次强调，教育他的、使他改变某些主张的是中国的血淋淋的现实。

七、鲁迅早期就有“立人”的社会理想，他坚持改造“国民性”，培植理想的国民精神。他奋力批判传统、习俗、封建等级制度，力图从这些批判中开辟出一条“人性解放”的道路，求得人的真正解放。

这样看来，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他在到达马克思主义的峰巅之前，已作过了辛勤艰苦的跋涉和攀登。他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动的，纯粹外铄的，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的一些思想，往往能反映现实中的问题，猜测到时代提出的要求，对诸多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大都是正确的。而有些看法，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类观点相吻合。这种情况，在他的早期即已出现，而到“五四”以后，却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已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虽然他为此所走过的道路是相当艰苦和曲折的，但唯其如此，他的思想是极为深沉、扎实的。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能豁然贯通，运用自如。

多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阐述鲁迅成为马克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时，对他原有的思想基础，对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往往闭目塞听，略而不语，把“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的后半截作了极为枯燥、贫乏的解释，好像鲁迅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书呆子式地死记硬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公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鲁迅后期的思想研究，往往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基本原理、几个结论当作方矩圆规，搬套于鲁迅的思想。他们总是先立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诸如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斗争观、无产阶级专政观……然后再到鲁迅著作中去找例子，以此论证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还有不少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证鲁迅何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方面去了，以致在这方面竟也形成了“学派”。但这种考证的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甚至把它当作一种学说来研究是一回事，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宇宙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又是另一回事。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也许是很早的吧，但接受它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的确是比较晚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以前被隐讳的事实。

鲁迅于五四运动后，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夜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新》九○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三九一页）他在这里所说“无甚可观”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二期，刊载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文章。其中有李达等译的列宁的《无产阶级政治》，陈独秀作的《社会主义批评》等。可见在这个时期，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冷淡”的，甚至是“怀疑”的。但这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

我们粗粗考察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的前后两截，总的感觉是结论本身所强调的是外因条件，没有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本来面貌来，看不到鲁迅思想的内在发展。在这个结论出现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鲁迅思想研究者，把这个结论的不全面之处，完全引上了山间硗地的小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