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忌谈的正需要谈

我们大致勾画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轮廓，从中可以看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贯串着鲁迅的一生。过去我们总是避忌谈论鲁迅的这一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这一思想，甚至根本不承认他有这一思想。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与我们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褊狭理解有关。

鲁迅所探讨的“国民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性。在鲁迅熟悉的一些外语词汇中，国民性与民族性是同一词，同一概念，在鲁迅的用语中，两者也往往交替互用。诚然，鲁迅不像民族学者那样，对于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民族学中的各种问题都进行探讨，他着重探讨的是民族政治历史、“文治教化”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的影响，寻求消除其不良影响的途径。但这种研究，可以归结为对构成民族因素之一的“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的研究。因此，鲁迅探讨的“国民性”没有越出民族性的范围。但是，我们过去往往以历史唯物主义替代了社会科学中一些学科的研究，其中包括了“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这是很不应该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贯串在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中，但它不能替代这些学科的专门研究，正如它不能替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等等学科的研究一样，也不能替代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煌煌然居于历史的首页，但后来逐渐陵夷暗弱了，终至于落寞地匿形于历史的卷末。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令人深思的。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就成为西方世界议论和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时，也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等东方民族。可是我们却不敢研究，不承认鲁迅的既有研究，这是令人费解的。

我们不承认鲁迅的既有研究，还同把“国民性”（即民族性）与阶级性先行混同起来，然后又对立起来的乖谬作法有关，由此认为鲁迅探讨“国民性”是多此一举，推定他的探讨必然会抹煞阶级性。其实，国民性与阶级性是社会学中的两个不同范畴，虽然国民性问题归根结蒂是阶级问题，但它们到底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诚然，阶级性是人的诸多社会属性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国民性”即民族性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个重要范畴。后者需要前者来说明，但也有前者不能说明的内容存在。鲁迅着重研究的是民族政治历史、“文治教化”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的影响，研究统治阶级的思想怎样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研究平民阶级是如何 “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22页），探明所有这些现象的实质，开发民智，启发人们的觉悟，寻求克服“劣根性”的途径。这样的研究并不排斥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倒是十分需要这样的方法。诚然，鲁迅在“五四”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还没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笼统地将国民当作“民族共同体”来对待的倾向，但到“五四”以后，他逐渐看到了国民是划分为等级、阶级的，“国魂”中既有“官魂”，“匪魂”，也有“民魂”。 国民中的不同等级、阶级虽然均有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的一面，但所受支配的情况各不相同。例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奴隶心理、奴隶哲学；赵太爷、假洋鬼子的“精神胜利法”是奴才心理、奴才哲学。前者充满了受阶级压迫、奴役的辛酸血泪，是向社会提出的强烈控诉，是应该而且可以克服的；后者沾满了被压迫、奴役者的汗渍血污，是历史审判台前的被告，是无可救药的。又如“揩油少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但洋行卖票人的“措油”倘被查票人查出了，“他就默默然认罪，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比起那些“高等华人”的奴才来，还是“有他的道德的”。从这里所举鲁迅后期的两篇作品的情况来看，鲁迅探讨“国民性”问题时，丝毫没有抹煞阶级性。而且已如前述，鲁迅自“五四”退潮后，就逐渐将“国民性”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结合了起来，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看来鲁迅探讨 “国民性 ”问题必然会抹煞阶级性的论断，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只是他不单单用阶级性这一根弦来弹奏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响乐罢了。而我们却只记住阶级性，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无限深广丰富的内容。

鲁迅围绕着“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表现了许多极为光辉的思想。

首先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鲁迅是为了拯救祖国危亡、为使社会进步和人民得到解放而探讨“国民性”问题、从事“改造国民性”工作的。 如他着力批判民族中的奴隶性等一切坏根性，就是基于这样的愿望。说到这里，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有关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痛切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就此赞扬说： “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10页）。

鲁迅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当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爱国主义仍是他生活和战斗的主要动力之一。他总是执着地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尽管他在这块多难的土地上，“挨了半辈子的骂”，并遭受反动派的围剿、通缉，但仍不愿离开故土一步。他曾无限深情地说：“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恋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致李秉中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页）后来，他重病缠身，但抱病也要在这里工作和战斗，婉言谢绝了友人要他出国休养的邀请。他逝世前夕，还在郑重声明：“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29页）他庄严地告白于天下：“自问数十年来，于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23页）无怪乎在他逝世时候，上海各界人民在他的棺木上覆盖的是“民族魂”的旗帜。而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崇高评价，也包括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首先着眼的就是这一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 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658页）。

由于中华民族在鲁迅生活的年代里封建主义的“僵尸统治”和封建设主义与帝国主义交媾的“戏子统治”，因而鲁迅在改造 “国民性”的工作中，就不得不执行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务。这种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与民族虚无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而鲁迅一生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如他曾欢迎外国一些作者对中国“国民性” 的严肃的批判，但他却极有识见地抵制和批判那些借研究中国“国民性 ” 或“国情 ”为名，而对中华民族进行污蔑的任何言论和著作。如他曾反对日本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井上红梅的《支那风俗》《酒、鸦片、麻将》，也反对法国德哥派拉来中国“搜集小说材料”，把中国人民看作“土人”。鲁迅批判的是窒息民族生机，糟踏民族活力，湮没民族智慧光芒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别是反封建的思想，是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他为了改造“国民性”，几乎以毕生的精力，深入到封建势力的五脏六腑中去，对其传统、习俗、制度、观念等等进行了全面的严峻的解剖。凡封建势力的尸骸、鬼魂、拟态、变种，都在他的“火眼金晴”下无法遁形，也都逃脱不了他的“金箍棒”。鲁迅是自五四以来在文化思想上摇撼了中国数千年封建传统的第一人。他一生所表现的最可宝贵的现实主义态度和“韧性” 战斗精神，也主要表现在这方面。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立人”并通过“立人”以建立“人国”的思想。他把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祖国的独立联系起来考察，使他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互为表里。这是一个需要专题研究的问题，这里只能勾划一个轮廓。

鲁迅一生致力于人的解放（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解放）。怎样才能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和自己本身的主人，是他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早期，他就着力“致人性于全”，追求“理想的人性”。后来，他一直坚持“改良这人生” 的工作，反对“人吃人”，把人造成“恶人 ”的旧社会；他之所以热烈追求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这一“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297页） ,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 ”（《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452页）。为此，他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全面解剖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气质、精神等各个方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

鲁迅“立人”的思想，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早期和前期，他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认为蛮荒时期的“野人”，文 明时期的小孩，是具体未经文明社会污损的自然属性的，因而他崇尚“朴野 ”，提倡“幼本位主义”，直到一九二七年，他还主张人应该去掉“驯顺”，而“带些兽性”。至于“立人”的方法，已如前面所说，他过于强调精神、伦理道德方面的作和，忽视了改变人民精神的物质力量，政治力量；而且从解放的程序来看，不是首先解放无产阶级，然后再解放全人类，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因而他的这一思想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属于空想伦理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是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在他看来，人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由懂得“天赋人权”的先知先觉者恩赐施舍的，是通过斗争争取来的。还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明确地说过：“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随感录六十一 · 不满》《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8页）他也从来没有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样，耽于“人类之爱”的幻想，而是认为“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37页），因此，他以“根于更广大的爱”的强烈憎恨，执着地进行维护人道的抗争。他在这些抗争中，不断深化了自己的认识。几乎就在他想立即解放全人类的同时，就已意识到了人的本性、民族的生机，都被封建的传统、习俗、文明、等级制度以及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扭曲和扼杀了。因此，他以强烈的爱憎，像层层剥笋那样，从他们身上依次清除现实和历史所施加的束缚、影响，对压在他们身上的“僵尸统治”和“戏子统治”进行无情的批判。在这样的批判中， 他逐渐认识了人的社会本质，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阶级性。他曾明确宣称：“在我自己，以是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27页）也是在这样的批判中，他逐渐意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旧社会的一切物质构架和精神支柱，是不能仅用精神的力量可以摧毁的。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论述过了，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是，鲁迅最终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四卷， 第430页），只要 “ 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98页），“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08页）。这样，鲁迅就把人的解放和阶级的消灭、全人类的解放统一了起来，雄辩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亦即“立人” 的思想， 在鲁迅思想及其发现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鲁迅是从“人性解放”这条道路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用以开辟道路的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关于这一点，他在《草鞋脚小引》中说得很清楚：“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大约十年之后，阶级 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页）。这里说的是“文学革命者”“前进的作家”，但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无产阶级作家的旗手，无疑包括自己在内。其中所说的现代文学者的历程，也就是鲁迅自 己的历程。由此看来，鲁迅一生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与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活动有关。而且鲁迅思想的发展也是围绕着他那改造“国民性 ”的思想发展而发展的。正是从这里，我们才可以清理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

鲁迅探讨“国民性” 问题的四个阶段， 也就是他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一阶段，是个民族民主主义者；第二阶段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第三阶段的思想则已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虽然他这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四阶段则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样的划分，是比较符合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它表现了鲁迅从民族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一般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也符合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鲁迅是紧跟着历史步伐前进的思想家。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或“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它是不足以概括鲁迅主要思想和主要精神的，尤其很难表现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个结论，一般只将鲁迅的思想分为前后期，把前期三个阶段的并不完全相同的思想概括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或叫做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鲁迅“五四”时期这一阶段的思想，强行通前贯后地笼括为他前期三个阶段的思想。这种一锅煮的做法是不尽妥当的。如他早期即第一阶段的思想就只能属于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范吩。 他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弊害是感觉到了的，但还没来得及进行解剖。他着重攻击的，一般还只限于封建社会的习俗和传统，而对旧的文明，并未全盘否定，像他后来所作的那样。他既反对“抱残守阙之辈”，也反对“种性放弃”的人；既反对复古，也反对“贱古尊新”，而主张“苏古掇新”，希望“炎黄之血”，依然“环流其营卫”（《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第24页）。这种情况 ，可能是受了光复会的“光复汉族”的政纲和章太炎的“以国粹增进爱国热肠“主张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民族自卑感。鲁迅的这种思想和倾向，是很明显的。他在后来回顾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曾说到“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 第一卷， 第417页) 。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 我们仍可看到这种思想和倾向的表现。 如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所写的《会稽郡故书襟》 的总序中， 说明他搜集刊行此书的目的是“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鲁迅全集》 第十卷，第32页) 也就是想用历史上会稽郡的一些杰出人物的言行和美好的山川风物来激励后人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可见鲁迅早期的思想，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思想。而 “五四”退潮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夕的思想，已如前面所述，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内，鲁迅虽然还没有最终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 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在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中，并由此而扩及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中， 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群众政治运动中， 他已逐渐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靠拢。他的斗争不仅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与时代的进展方向一致 ，而且他的战绩是极为辉煌的。因此，鲁迅这一阶段的思想，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是必须单独划出，使其独立成章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会毛泽东同志有关鲁迅是“五四” 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658页) 的科学论断。 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在作这一评价时，是包括了我们在这里特地划出的这一阶段的。然而过去的鲁迅思想研究者，往往是把这一阶段排除在外的，认为鲁迅作为“文化新军”的“旗手”是他后期的事。在我看来，这未必是妥当的。由此可见，以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来概括鲁迅前期三个不同阶段的思想是不尽妥当的。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从横的方面看，往往是各种思想的交汇点，从纵的方面看，又往往是各种思想的引发点，因此我们说它是鲁迅的中心思想。当然，中心思想并不意味着是思想的全部，更不意味着是一成不变、凝固化了的思想。本文就此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但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研究来说，则仅仅是个开头。

一九八一年四月草于洛阳 七月改于北京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等刊。又辑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